事迹材料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和积极性，激励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一批优秀事迹材料，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做学者研究点问题是自己的夙愿，但是事物的发展又往往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身处公务员岗位，但工作之余还是愿意读点书。
上个世纪90年代，耳闻有一本好书在悄悄流传，这本书叫《顾准文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尺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本书还仅在香港出版发行。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没有见到此书，就没有具体感悟。直至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朋友说借我一本书看看，这本书就是《顾准文集》。
当第一次读到此书，犹如醍醐灌顶，惊叹不已。以前自己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民主等问题也思考，也研究过，但是肤浅的很，甚至是错误的。匆匆将此书看一遍，但是借来的书还是要还的。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顾准文集》在大陆（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我得知喜讯马上买到五本，推荐给理论界几位好友分享。多年来自己收藏了一些书，也看过许多书，但这些书无法比拟《顾准文集》在我生活中的分量！当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有更多时间反复研读，越发深受其影响。在重要章节书眉自己随时写下自己学习体会，感悟。读了顾准的书，我有几点深刻之感叹：一是自己以前的学习是那样浅薄，那样的滞后，自己没有尽早接触顾准的书籍多么遗憾的事情；二是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顾准就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远见卓识的研究，我们现行的政策走向不正是按照他在几十年前的思想在发展吗！三是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最早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问题。客观理性的提出了革命成功以后发展方向的问题，这是多么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啊！四是顾准所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之下的所取得的。这使人马上想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作者研究涉猎之广，叫人惊叹！希腊城邦民主、__文化、僭主政治、科学与民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作者研究之深，令人钦佩！他所达到的深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著名学者王元化评价顾准：“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作者研究之前瞻性，更是叫人扼腕叫绝！顾准1974年逝世到今年已经过去42年。我惊讶的发现，进入21世纪，我国思想界、知识界、理论界仍然在孜孜不倦的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研究的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作者当年所研究的成果和对真理的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所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
多年来自己结合工作，有了对《顾准文集》的研读，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中共中央所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我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有人受西化影响，极力主张西方普选式民主、议会制、普选制，看看《顾准文集》（第309页—314页），看看作者几十年前的论述“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直接民主行不通；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目的”认识还不清楚，看看《顾准文集》（第323页），作者说“民主不是目的……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暗含着革命的目的，要是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我国思想界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王蒙等大家都对顾准的思想成就极力推崇。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据说有一次理论界人士探讨我国二十世纪下半期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大家了。李慎之马上纠正说：不尽然，我们有顾准。顾准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等大家对话的人。
在这本日记体著作《顾准文集》之后，199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文稿》《顾准自述》等书。顾准的思想成果是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一块瑰宝，《顾准文集》是我人生中分量最重的一本书！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197月21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
19入私塾读书。
19考入益阳县立第二高小(原箴言书院)学习。
1922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学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上半年，将宋希濂等人创办的进步刊物“雷声社”改名为“新雷声社”，任社长，并办《新雷声》。
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担任湖南青沪惨案后援会理事。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战斗生涯。
1926年1月，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农委秘书。
1928年化名曾攻玉赴武汉。
1930年5月，赴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1月，任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报务员。
1931年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江西瑞金建立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报务员、政治委员、台长，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
参加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
12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局副局长。
1937年3月，回到延安，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
9月，任第二战区战动总会晋西北特派员。
1938年2月，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教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3月，赴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11月，奉调回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处处长、中央社会部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
1945年调任中央机要科政治协理员。
8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当选为“七大”代表。
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行政委员会主任。
1947年组织领导中央档案材料的疏散和转移工作。
1948年5月，率中央材料委员会携带档案到达西柏坡，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6月，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9年2月，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并负责记录。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大家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
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可以从理念到理念，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巩启：巩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阁下致位于天子而归，始独得望舄履于门下。阁下以旧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损，加礼于草茅之中，孤茕之际。然去门下以来，九岁于此，初不敢为书以进，比至近岁，岁不过得以一书之问荐于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辄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烦贶施，而自以得不韪之诛，顾未尝一日而忘拜赐也。
伏以阁下朴厚清明谠直之行，乐善好义远大之心，施于朝廷而博见于天下，锐于强力而不懈于耄期。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必将惫精疲思，写之册书，磊磊明明，宣布万世，固非浅陋小生所能道说而有益毫发也。巩年齿益长，血气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虽不足希盛德之万一，亦庶几不负其意。非自以谓能也，怀区区之心于数千里，因尺书之好，而惟所以报大君子之谊，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趋，故辄及之也。春暄不审尊用如何，伏惟以时善保尊重，不胜鄙劣之望。不宣。巩再拜。
【答范资政书】。
巩启：王寺丞至，蒙赐手书及绢等。伏以阁下贤德之盛，而所施为在于天下。巩虽不熟于门，然于阁下之事，或可以知。
若巩之鄙，窃伏草茅，阁下于羁旅之中，一见而已。令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阁下之知。况巩学不足以明先圣之意，识古今之变，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无愧悔于心。而流落寄寓，无田畴屋庐匹夫之业，有奉养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责思虑之精，诏道德之进也。是皆无以致阁下之知者。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
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势而下贫贱之士者，盖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穷达毫发之殊，然相弃者有之。则士之愚且贱，无积素之义，而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是岂不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哉!则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门下，不任区区之至。
【谢杜相公书】。
伏念昔者，方巩之得祸罚于河滨，去其家四千里之远。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险，为其阻厄。而以孤独之身，抱不测之疾，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又无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势，下之可以动俗。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榇之重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
窃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颂推说者穷万世，非如曲士汲汲一节之善。而位之极，年之高，天子不敢烦以政，岂乡闾新学危苦之情、丛细之事，宜以彻于视听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尽于巩之德如此。盖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而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也。在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丧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幸甚，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一书】。
巩启：近托彦弼、黄九各奉书，当致矣。巩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今从泗上出，及舟船侍从以西。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心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至此论人事甚众，恨不与足下共讲评之，其恨无量，虽欧公亦然也。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巩此行至春，方应得至京师也。时乞寓书慰区区，疾病尚如黄九见时，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与足下论者，想虽未相见，足下之心潜有同者矣。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余俟到京作书去，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二书】。
巩顿首介甫足下：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迁善而远罪，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
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
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
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与王介甫第三书】。
巩启：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于邮中寓书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书，不审皆到否?昨日忽被来问，良慰积日之思。
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书已具道矣。示及志铭，反复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则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过千岁以来，至于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与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则于深父之殁，尤为可痛。而介甫于此，独能发明其志，读之满足人心，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顾犹见使商榷所未安，观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寿，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泽今，或可以觉后，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则云：“深父书足以致其言”，是乃称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书，与夫本意违矣，愿更详之。《孟子》之书，韩愈以谓非轲自作，理恐当然。则所云“幸能著书者”，亦惟更详之也。如何?幸复见谕。所云“读《礼》，因欲有所论著”，顷尝为介甫言，亦有此意，顾不能自强，又无所考质，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于此，愿遂成之，就令未可为书，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别数年，巩在此全纯愚以静俟，庶无大悔。顾苟禄以弃时日，为可怅惜，未知何日得相从讲学，以勖其所未及，尽其所可乐于衰莫之岁乎?此日夜所??往来于心也。
示谕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审寝食如何?上奏当称前某官，十数日前，见刘琮言已报去，承见问，故更此及之尔。今介甫果以何时此来乎?不惜见谕。
子进弟奄丧，已易三时矣，悲苦何可以堪!二侄年可教者，近已随老亲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怀仁，视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屡更时序，窃计哀戚何以自胜，余惟强食自爱，不惜时以一二字见及。不宣。巩启上。
【答李沿书】。
巩顿首李君足下：辱示书及所为文，意向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师其职也”，顾巩也何以任此!足下无乃盈其礼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
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谓已得诸心、充诸身欤?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欤?不然，何遽急于辞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足下其得无己病乎?虽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则予将后足下，其奚师之敢!不宣。巩再拜。
【谢章学士书】。
巩启：巩不佞，以身得察于下执事，明公过恩，召而见之，所以矜嗟奖宠、开慰拊循之者甚备，虽至亲笃友之爱，不隆于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谋宾客，任而举之。明公之所以畜幸巩者，可谓厚矣。巩窃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
巩愚无知，不适于世用，不能收身于世俗之外，力耕于大山长谷之中，以共饣?粥之养，鱼菽之祭，以其余日考先王之遗文，窃六艺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乐于己者。顾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于皂隶之间，舍自肆之安，而践乎迫制之地，欲比于古之为贫而仕者，可谓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叹嗟，天下之所贱，而至亲笃友之所弃而违之也。复安敢自通于大人之门，望知于侍御者之侧乎!明公怀使者之印，为福于东南。以地计其广狭，则数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养，以材计其多寡，则文武之士以百千数，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举之者，乃独在于巩与巩之少弟。此巩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
抑巩闻之，广听博观，不遗污贱厄辱之士者，此所以无弃士也;兼收并采，不遗偏材一曲之人者，此所以无弃材也。故明公之意傥在于此，而古之士出污贱厄辱之中，能成功名以报知己者，亦不可胜数。彼皆豪杰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巩之鄙，则安敢望此乎?故忧不能堪明公之意，误左右之知者，此巩之所大惧也。竭固陋之分，庶几不愧于偏材一曲之人者，此巩之所可至也。敢献其情而以为进谢之资，惟明公之垂察焉。
问题补充：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题。
陈公神道碑铭。
顾准于19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以及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
泰戈尔不仅是印度的伟大诗人，还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画家。泰戈尔成长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完全得力于他父亲从小对他的熏陶和培育。他因为受不了当时学校教育的机械与贫乏，14岁就休学在家，虽然家里人对他感到失望，但诗人自己日后提起这个变动，却颇感欣慰。
泰戈尔的父亲为教育好儿子，就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来影响儿子。每天早晨，父亲把泰戈尔叫醒，父子俩一起背诵古诗。早点之后，父亲让泰戈尔坐下来，静静地听自己颂唱经文，然后一块儿去散步，散步时讲各种知识。回到屋里，教孩子读英文。晚上，爷俩又一块学习，还以天为书，讲初级天文知识。泰戈尔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浓，父亲把家里的藏书展示给孩子，泰戈尔饱览名著，写出了第一部诗剧。
泰戈尔说，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潜移默化和身体力行。他父亲为研究印度宗教圣典和西方哲学著作付出了毕生精力。除了潜心研究之外，旅行是他父亲的业余爱好，尤其喜欢前往喜马拉雅山旅游。当面对潺潺奔流的山泉，溪水发源于高山而滋润大地、奔流入海的追求给了他父亲深深的启示。他父亲不再向往隐遁，而开始致力于宗教改革活动，把自己认识的真理带到人类社会中去。
1873年初，父亲亲自主持成人仪式，让当时年仅12岁的泰戈尔和一个哥哥、一个侄子把头发剃光，戴上盒耳环，在三楼进行三天祈祷，冥想人生与宇宙的秘密。当时诵读的《吠陀》(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总集)赞歌，在泰戈尔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优美的韵律和抑扬的音调，使他终生难忘。
由于泰戈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大家庭中，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家仆看管下度过的`，泰戈尔被关闭在高墙大院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这样，他对围墙外广阔而又神秘的世界越加好奇和憧憬。泰戈尔12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喜马拉雅山旅游，他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到达的第一站宿营地是桑地尼克坦，那里空旷无涯，广阔的原野，坦露的荒地，还有那错落有致的沟沟壑壑，在蓝天白云之下，像是一幅浓笔重彩的大油画。壮丽的景色深深感染了泰戈尔，他第一次获得了在空旷的大自然里自由遨游的乐趣。他们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进发，沿途游览了许多地方，还特地参观了阿默尔特萨尔的金庙，和那些虔诚的信徒在一起，吟唱锡克人的颂神曲。抵达喜马拉雅山山麓时已是阳春三月，但山区的春天却是姗姗来迟。他们稍作休息之后，便向海拔7000英尺的德尔豪杰峰攀登。
途中要经过几个宿营地，他们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山路两旁，古松参天，春花初绽，云飞雾绕，鸟语声声，皑皑白雪在峰岭熠熠闪烁，山路自下盘旋而上，沟壑万丈，层林迭翠。这一切，对泰戈尔来说都宛如天堂，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童心完全陶醉在这山区的美景之中了。他们到达德尔豪杰峰后，住在自己早已购置的小屋里。每当太阳从东方的峰岭喷射出万道金光时，泰戈尔和父亲早已在户外散步了，然后回到屋里读一小时英文，读毕就到冰凉的水里沐浴。下午仍是读书，讨论宗教问题，晚上则是坐在星空下，听父亲讲天文知识，欣赏高原美丽迷人的夜色。父子俩在那里整整度过四个月这样的旅游生活。
这次旅游，使泰戈尔和喜马拉雅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留给他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后来称喜马拉雅山是”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成人以后，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多次攀登喜马拉雅山。19出版的诗集《飞鹤》，就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些游览活动的感受，被评论家称为出类拔萃的诗，达到了抒情诗的最高水平。以后，泰戈尔和他的父亲又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桑地尼克坦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住宅和一座花园，他们常去那里游览休假。他还在那里创立了植树节和开犁节，使当地植树造林蔚然成风。泰戈尔的生活已经与桑地尼克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在那里的许多实验活动，扩大和增进了对自己所酷爱的大自然的亲近感，饱览了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普通人民的生活情形，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高村。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追求真理，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9，曾三在益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即箴言书院)读书时，就因学校收取了学生取暖费而不给烤火，带领全班同学罢课，提出不得使学生挨冻，不得体罚学生的要求，震动了全县教育界。
1922年，曾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深受熊亨瀚等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郡中学成立支部时，他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他和同班同学宋希濂(后任国民党陆军中将)一起创办《雷声》报，抨击时弊，宣传爱国思想。宋希濂去广州后，他将《雷声》报改名《新雷声》报，并当选为社长。
1925年3月，曾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和“长沙青沪惨案雪耻会”执行委员。他组织同学积极参加罢工、罢课、罢市活动，举行游行示威，查抄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7月，受党组织派遣，曾三和夏曦、熊亨瀚等8人组成代表团，到李宗仁的第七军做军队组织工作，随军北伐。1926年春节，曾三回县城，参加了以高文华为首组织的耍“诉苦灯”游行，还为游行活动撰写了“诉苦歌”。
1927年初，曾三任中共湖南区执委秘书。马日事变发生后，受命潜回益阳隐蔽。
1930年他在武汉找到高文华，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并被派往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事地下无线电工作。经周恩来筹划，他与李强和张沈川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曾三辗转到汉口。
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曾三及其战友开创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曾三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曾三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曾三、林伯渠。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曾三、林伯渠。
1937年3月回到延安。曾三是中共及红军早期电台的报务员和领导者，为开创中共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培养机要人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初期，曾三担任与友军联络的工作。
1938年，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委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3月到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同年11月返回延安。在延安，曾三先后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中央办公厅机要科政治协理员、中央秘书处处长，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转移。曾三和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晋绥，于1948年5月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历经千辛万苦，胜利的完成了中共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任务，为保存宝贵历史资料立下功勋。在西柏坡，曾三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记录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1962年起先后担任全国地方志小组组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名誉会长等职，在坚持马列主任、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组织编纂全国新的地方志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1951年至1961年连续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职务，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关心青年成长，为加强中央机关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中，曾三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渝，与林彪、“_”一伙进行坚决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原职务，仍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党的十三大。
1990年11月28日曾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岑参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气势恢宏，想象及其丰富，雄奇瑰丽，奔放热情，满怀报国之情。
岑参生平研究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岑参旧无年谱，《新旧唐书》本传及历代传记类典籍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亦甚疏略，1930年赖义辉撰《岑参年谱》，是为岑参第一个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此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又相继问世，使得岑参生平研究顿时豁然。此后，李嘉言在其师闻一多的指导下，又撰《岑诗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学者又将岑参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济平的《岑参生年的推测》、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对三十年代岑参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经过十多年的沉寂与冷落，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岑参生平研究又重新繁荣起来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铁民、侯宗义合著的《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读岑参诗札记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廖立《岑嘉州编年考补》、孙映逵《岑参游河朔考辨》、孙映逵《岑参“西征”诗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论岑参“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张春山《岑参首次赴安西的时间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王刘纯《岑参交游考辨――阎防、杜位与严维》、廖立《岑参评传》、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参师友考》、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等。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本世纪岑参生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岑参的籍贯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岑参的生卒年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参游河朔的时间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岑参“西征”本事及其他边塞经历《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岑参的隐居问题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二、岑参诗歌研究。
岑参边塞诗综合研究岑参的诗歌成就主要在边塞诗方面，故自本世纪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当多。
1927年，徐嘉瑞发表了《岑参》，此系本世纪第一篇专门探讨岑参诗歌的论文。文章认为，“岑参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岑参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终生不会说儿女沾巾的话，越是危险越是痛苦的时候，他越发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壮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这伟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诗境”，“沙漠的伟大生命，即是这一个’宏壮的诗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产生了两篇专论，，一篇是孙仲周的《边塞诗人岑参》，另一篇是叶鼎彝的《唐代民族诗人――岑参》。其中叶文对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将岑参比估吴均何逊的说法不满，认为“岑参的诗实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风格，不得属于任何一种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参》一文中对岑参诗风的评价，也认为“他诗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像万马奔驰，金鼓齐奏，十分震动人的耳鼓。”但是，他对岑参诗歌艺术和内容的分析，则远比徐文细致，他说：“岑参的诗，就形式方面而论，他是长于七言古诗的，这并不是说他其他的诗体做不好，实在是因为他那种热烈豪壮的情绪，不用那苍苍莽莽的一气呵成的七言古诗，是表达不出来的。”在谈到岑参诗歌的内容时，他又说：“他是用全付的精力来描写战争的。但是，他所写战争不是杜甫的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诗，专门诅咒战争的残酷，而是歌颂战争的伟大的。”“除了歌颂战争而外，还充分表现出许多异国的情调，所取的题材，如大雪，大热，大风，大将，名马，雄壮的音乐，雄壮的舞蹈。他所取这些题材，都是取战争为背景，风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动不取静，取雄放而不取澹远。”“总之，他的诗境是动的，是阳刚的，是sublime的!”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也有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往往有尝试的态度。如《走马川行》每三句一转韵，是一种创体。《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对古人把岑参比作吴均、何逊不以为然：“他们只赏识他的律诗”，“律诗固不足称道;然即以他的律诗来说，也远非吴均、何逊所能比”，如他诗中的一些白话句子“岂是吴均、何逊做得出来的吗”?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云：“岑参诗辞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壮豪慨，新奇挺拔。”“岑参诗句之新，不特记边塞异域为然，即如歌咏内地风物，也较其他诗人有不同的笔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苏雪林《唐诗概论》则认为“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
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
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
这是一首送别诗，也是一首独具特色的边塞诗。诗人巧妙地将写景与送别相结合，运用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描写出热海的奇异风光，并在极写“热”之后拈出一“寒”字，以上文所有对“热”的描绘有力烘托崔侍御为官清正严明。
寄左省杜拾遗。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
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
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
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这是一首委婉而含讽的诗，采用曲折隐晦的手法，感慨身世遭遇和发泄对朝廷不满的愤懑之情，名为赞朝廷无讽谏之事，实含深隐的讽刺之意。此诗辞藻华丽，雍容华贵，寓贬于褒，绵里藏针，有寻思不尽之妙。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惜别的深情，也不写边塞的艰苦，而是热情鼓励友人赴军中参战。全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语言通俗，声调悠扬，韵律活泼，节奏有致，字里行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
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秋，岑参自安西回京述职，相邀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等同僚诗友，出城郊游，来到慈恩寺，见宝塔巍峨俊逸，拾级而上，触景生情，遂吟诗唱和以助兴。高适首唱，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余人相和，岑参此诗就是当时的和诗之一。
玉门关盖将军歌。
盖将军，真丈夫。
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
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
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
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
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
紫绂金章左右趋，问著只是苍头奴。
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
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
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
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
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
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
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
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
醉争酒盏相喧呼，忽忆咸阳旧酒徒。
《岑嘉州系年考证》以盖将军即至德二载正月杀节皮健周供之河西兵马健盖庭伦。《新唐书·肃宗纪》作盖庭抡，《通鉴》卷二一九则作盖庭伦，“聚众六万……有七日干之”。从此诗已可见其骄纵。题作玉门关盖将军者，以其奉命守关防吐蕃、回纥。诗云：“我来塞外按迫储。”又云：“腊日射杀千年孤。”诗当作于至德元载十二月。
暮秋山行。
疲马卧长坂，夕阳下通津。
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
苍旻霁凉雨，石路无飞尘。
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辰。
鶗鴂昨夜鸣，蕙草色已陈。
况在远行客，自然多苦辛。
此诗描写了暮秋时节，诗人独步山林时的所见所感。诗中运用比喻、衬托等手法，描绘了暮秋的景色，突出了山林的空寂，也映衬了作者倦于仕途奔波的空虚惆怅的心境。语言清新自然，描绘生动传神，构思新奇巧妙，意境幽远凄清。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
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
仲秋至东郡，遂见天雨霜。
昨夜梦故山，蕙草色已黄。
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
仲秋萧条景，拔剌飞鹅鶬。
四郊阴气闭，万里无晶光。
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
故人南燕吏，籍籍名更香。
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
这是一首赠诗，表达的是仕途失意后的低沉郁闷之情。诗歌前四句回顾了自己十余年来坎坷的仕途经历及内心的苦闷彷徨;次四句承上文“归沧浪”写归程中的苦闷心情;中间八句承上继续写归程，写到大梁后所见;最后四句称赞故友声名，慰勉朋友要像玉壶之冰为官清正廉洁。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茅斯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而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冰心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比较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在建国以后，她总是以爱祖国、人民、关心儿童且投入非常多的一些社会活动中去。一生有很多的代表作，算的上是一位奇女子。直到在她99岁的时候在北京病逝!
林清玄林清玄，[3]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他是台湾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30岁前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国家文艺奖、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金鼎奖、时报文学奖、中华文学奖、中央时报文学奖、吴鲁芹散文奖、作协文学奖，曾于台湾获得世界华人文化新传奖、杰出孝子奖、世新大学十大杰出校友奖、成功杂志十大成功人物奖、宝岛十大才子奖……直到他不再参赛为止，被誉为得奖专业户。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从小学三年级就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林清玄在17岁时即开始发表作品，到30岁时，他的作品囊括了当时台湾的所有文学大奖。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作品逾百部，其中，《身心安顿》《烦恼平息》在台湾创下150版的热卖记录，《打开心灵的门窗》一书创下高达5亿元台币的热卖记录。尤其是80年代后期，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以上新书。门类涉及散文、报告文学、文化评论、小说、散文诗等。
32岁遇见佛法，入山修行，深入经藏。
35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
40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同时创作“现代佛典系列”，带动佛教文学，掀起学佛热潮。获颁杰出孝子奖。
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被誉为“当代散文八作家”之一。
文学之路。
走上写作之路。
林清玄对林清玄来说，走上写作之路，其实并非最初的愿望，最早，林清玄一直想当画家，甚至还跟着林崇汉画了一阵子。不过，走上写作的路，倒一丝也不后悔，写作要自由的多，更能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所见、所思、所感。所以，林清玄自觉会一直写下去，或许依然在文学素描的散文上下功夫，或许就著手去写一些比较大部头的`有关人性，有关历史，有关哲理的书，或许改变途径去写小说，不管未来会写什么，写作总是一条不能斩断的路，林清玄会一步步往下走去。
7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8岁，获得了全台湾儿童绘画赛优选，10岁就开始读小说，林清玄记得小时最喜欢的是《西游记》。
1972年，考取世界新专电影技术科，在学时非常活跃，开始认真写稿，而绘事则暂时抛开了。在世新的时候，创办过《电影学报》，担任《奔流杂志》编辑，在《新闻人》周报任总主笔。这段时候，在文坛渐露头角，开始受到了瞩目。
写报导。
这些年，林清玄写报导写得多，写散文反倒写得少了，不过，他并不觉得可惜，虽然他自己也了解，报导到底只是报导，不会成为文学的重镇，甚且有一天它会式微。
不过，林清玄自觉还年轻，这段时日，就利用报导来磨练自己的事，创作的事，稍候也不迟。
林清玄作品林清玄也自认，还未到定下1个风格，1个走向的时候，他还是要去做多方的揣摩，去走多样的路，去写多样的文章。而且他还会去角逐其他以篇对篇，或似一堆对一堆的奖目。因为，他一直是永恒的新人，1个新人永远都需要去竞逐，永远都需要接受新的肯定。
散文创作阶段。
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在70年代他初登文坛的78年间，散文集有《莲花开落》《冷月钟笛》等;第2个阶段是他从1980年结集《温一壶月光下酒》起，相继出版了《白雪少年》《鸳鸯香炉》《迷路的云》《金色印象》《玫瑰海岸》等;80年代后期迄今，是林清玄散文写作最辛苦和最多产量的第3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以10本“菩提系列”震撼了文学界内外。林清玄也是大陆读者广为熟知和爱戴的畅销书作家。应广大读者要求，又以真诚之心，感性之笔，把多年来感悟的智慧精华，结晶于《玄想》、《清欢》、《林泉》三册书中。首次公开这些年来的写作心得，使人格外珍惜和感动。
他17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出版第一本书之后一发不可收，走上了文学之路。作品有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剧本等，最有成就的是散文创作。
讲座时的林清玄30岁前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国家文艺奖、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金鼎奖、时报文学奖、中华文学奖、中央时报文学奖、吴鲁芹散文奖、作协文学奖，曾于台湾获得世界华人文化新传奖、杰出孝子奖、世新大学十大杰出校友奖、成功杂志十大成功人物奖、宝岛十大才子奖……直到他不再参赛为止，被誉为得奖专业户。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从小学三年级就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林清玄在17岁时即开始发表作品，到30岁时，他的作品囊括了当时台湾的所有文学大奖。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作品逾百部，其中，《身心安顿》《烦恼平息》在台湾创下150版的热卖记录，《打开心灵的门窗》一书创下高达5亿元台币的热卖记录。
尤其是80年代后期，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以上新书。门类涉及散文、报告文学、文化评论、小说、散文诗等。32岁遇见佛法，高规格入山修行，深入经藏。35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40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同时创作“现代佛典系列”，带动佛教文学，掀起学佛热潮。获颁杰出孝子奖。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被誉为“当代散文八作家”之一。
婚变1979年与陈彩鸾结婚。林清玄应付台湾报纸激烈的竞争，生活忙碌，内心空虚，陈彩鸾却无法与他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在某一年的新年，陈彩鸾离家外出不知去向。林清玄和儿子只能以方便面充饥，自己的家如此凄凉，林清玄心灰意冷。林清玄相册(20张)三个月之后，林清玄选择辞职上山，隐居起来，两年后林才重入红尘。就在林清玄以为自己看破七情六欲的时候，他遇见了方淳珍。在一个雨天之后林清玄提出了离婚的要求，陈彩鸾对离婚也持赞成态度。和陈彩鸾离婚以后，林清玄很快和方淳珍办理了结婚手续。娶了年轻貌美的方淳珍。
关于他的谣言便满天飞。林一直保持沉默，他希望用沉默来打动大众，得到大家的理解和祝福。但事与愿违，大众对他的抗议终于在他宣布新婚的时候达到了白热化，甚至有激进的妇女组织，在“林清玄教育文化基金会”门口焚烧他的书。有人在网上大骂他是“伪君子”，有人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事实上，陈彩鸾却和方淳珍私交很好。平时她们会相约喝茶、聊天，方淳珍还会为林和陈彩鸾已经长大的儿子买电影票，约女朋友。当事的三人，早已相逢一笑不谈过去，林清玄对方淳珍说：“在脆弱中坚强才是真正的强健和坚忍，时间才是评价一个作家作品好坏的最公正的法官。”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
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州海珠区)(龙导尾街)。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因邓焕庄与妻子郭氏饱受世道黑暗和战乱之苦，殷切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他们的独生子起名为邓永昌;然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故知情达理的邓焕庄又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字正卿。
1860年(清咸丰十年)11岁。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邓焕庄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这在把英语当作“蛮夷之语”的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当他携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及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1867年(清同治六年)18岁。
沈葆桢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同时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学堂开始招生，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6岁以下学生，后由于生源不足，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20岁以上。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驾驶专业。当时参加报考的学生，家境贫寒之士占大多数，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报名者必须将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甘结。
1871年(清同治十年)22岁。
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经五年堂课学习后毕业。邓世昌从军后“第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24岁。
堂课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需经练习舰的实习。不久，邓世昌和其他同学一起登上“建威”练船，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纱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员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眷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经过二年舰课实习后毕业。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25岁。
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纱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尤其是在随“建威”练船到南洋的实习中，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加之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2月，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输船大副。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开始指挥军舰，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院校教育的先河。
1875年(光绪元年)26岁。
正值日本侵略军窥台湾、澎湖、基隆诸隘时，任“海东云”炮舰管带，巡守海口，获升千总。
1877年(光绪三年)28岁。
2月，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3月，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学生去英国和法国留学，根据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选入出洋留学之列，只是因为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在国内风涛海浪中锤炼。事在人为，邓世昌虽未正式出国学习，但他作为海军良将，素质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李鸿章等人几次派他出国去接收新舰。邓世昌在出国接舰过程中，抓紧机会，虚心好学，弥补了未在国外深造的缺憾。
1878年(光绪四年)29岁。
因“海东云”吨位较小，火力较弱，2月，沈葆桢调邓世昌任装备五尊前后膛炮的“振威”炮舰管带，并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后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他在执行守备任务时坚决果断，用兵有方，抑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1880年(光绪六年)31岁。
年初，任“飞霆”蚊炮船管带。李鸿章为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蚊炮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的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对此马建忠给予很高评价。马建忠经考察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海军，任“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底，北洋水师在英国定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光绪七年)32岁。
邓世昌十分珍惜赴英国接舰的机会，因为，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服从水师初建时缺少管带的需要，就开始带船，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此次到英国接舰，他努力学习加以弥补。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他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他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座旧日的王宫，如今是世界海军的圣殿。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在回廊的墙上，他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面法兰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他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塑像。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研究，取其长，为己所用。8月17日，“超勇”、“扬威”从英国纽卡斯尔港起航，开始了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是中国海军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均鸣礼炮致敬，这就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此次清国水师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终于到达香港，历时61天。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坞修。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于11月22日驶抵天津大沽口。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此次出洋，他不仅扩大了眼界，由于潜心钻研，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而且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1882年(光绪八年)33岁。
夏，朝鲜国内乱，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回合肥奔丧、丁忧，署直隶总督张靖达公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世昌以兵舰运送之。邓世昌驾“扬威”舰鼓轮疾驶，迅速异常，径赴朝鲜仁川海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比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径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击，赏给“勃勇巴图鲁”勇号。
1887年(光绪十三年)38岁。
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率队赴英、德两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舰”、“靖远舰”、“经远舰”、“来远舰”四艘巡洋舰。已是第二次出国接舰带船的邓世昌，此时已被大家公认是一个“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舰艇远航训练是海军官兵的必修课，特别是到深海大洋中去摔打。邓世昌认为，接舰实际上是不可多得的最好的远航训练，所以在接舰回国途中，积极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邓世昌在归途中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全舰官兵在沿途进行不间断的各种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符合战斗的需要，并且要求正规化：“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同年底回国。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兼任“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与此舰相终始。
1888年(光绪十四年)39岁。
台湾后山生番，时出滋扰，官军往剿失利，凶焰益炽。福建提督孙开华统军查办，李鸿章电檄(xi/)世昌，随同北洋提督丁汝昌前往台湾助剿。世昌逐驾“致远”舰赴台湾埤(pi/)南一带。惟时陆军苦战累月，虽迭有擒斩，终有山深篝(gou-)密，难以深入。及世昌驾舰驶至于附海之处，发炮轰攻，乃得水陆并进，痛加剿洗，折毁碉寨，将吕家望、大庄等番社老巢攻克，由是生番悉平。奉旨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邓世昌17年后“第二次”回广州家乡探亲，这次未能见到他的父亲，因为老人家已在几年前去世了。当时，他接到丧报，但军务在身，不能回家奔丧。这次回到家中，他哭昏在灵前，醒后挥泪写祭文，将未能见父亲一面视为“终身大戚”。
1889(光绪十五年)40岁。
2月20日，李鸿章奏北洋海军新设中军中营副将，请以邓世昌借补，任“致远”舰管带。
1891年(光绪十七年)42岁。
李鸿章来威海检阅北洋海军，这是《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的首次大检阅。邓世昌平时训练部队，绝对不允许搞花架子。敌舰的距离须临机测定，且在敌我双方高速运动中。以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
1892年(光绪十八年)43岁。
邓世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1894年(光绪二十年)45岁。
邓世昌尝曰：“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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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卿是由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杰出诗人。关于刘长卿的生平一直没有确考，《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他的传记，闻一多先生认为其生年为公元7，傅璇琮先生认为是7左右或725年左右，还有其它的说法。卒年一般认为是在789至791年之间;也就是说，刘长卿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
刘长卿因官至随州刺史，也称刘随州。宣城(今属安徽)人，郡望河间(今属河北)。唐玄宗天宝进士。肃宗至德间任监察御史、长洲县尉，贬岭南南巴尉，后返，旅居江浙。代宗时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二年(781)，任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他生平坎坷，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但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新年作》、《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海盐官舍早春》等。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五绝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但他的大部分诗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有字句雷同之感。
年轻时在嵩山读书，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在天宝十四载(755年)他可能登进士第，但是还没有揭榜，安史之乱就爆发了。756年，肃宗即位，刘长卿被任命到苏州下属的长洲县当县尉。不久被诬入狱，遇大赦获释，至德三载(758年)正月摄(代理)海盐令，上元元年(760年)春，被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电白)尉，离开苏州到洪州待命。
在赴洪州途中，逗留馀干，与大诗人李白相遇，“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将赴南巴至馀干别李十二》)李白当时在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而自己将远行岭外。其实，刘长卿终于没有到南巴任职。
次年(761年)秋天，他又奉命回到苏州接受“重推”。后来数年宦海浮沉，终不得志，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二这样说:“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
上元二年(761年)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这时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代宗大历五年(770年)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年)和贞元元年(785年)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刘长卿曾两次遭到贬谪，旅居各地期间多次遭到战乱，因此他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也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迁”(《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禄》)，以及《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内容具有时代特征。
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自诩为“五言长城”(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集子10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唐刘随州诗集》11卷，为明翻宋本，诗10卷，文1卷。现在通行的如《畿辅丛书》本的《刘随州集》，《四部丛刊》本的《刘随州文集》，都为这种11卷本。《全唐诗》编录其诗为5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安禄山（7—757年）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安禄山在30岁前一向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年）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到达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叛乱成功后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达奚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做了二年皇帝，被其子谋杀。
据史书记载，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透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安禄山的侍从太监）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臣严庄。”
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19修完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后，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回到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教授国文、哲学，并任教学主任。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参加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
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同事一起论学。
1932年8月20日，朱自清携陈竹隐回扬州省亲。朱自清和他的妻子在上海举办婚礼。
1932年8月底，朱自清赴欧洲游学。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x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1946年7月，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于是他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2]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享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