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范文范本可以为我们提供写作的参考和借鉴，使我们在写作时更有思路和灵感。每一篇范文范本都有其独特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1．能从资料中获取太阳系的有关知识。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没有太阳，地球上就没有生命。
科学知识。
1.知道太阳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大火球。
2.知道太阳系的组成及行星的排列顺序。
3.了解金星的基本情况。
教学导入。
师：今天我们要乘坐一辆神奇校车，开始我们奇妙的太阳系之旅。
1．阐述太阳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强调“恒星”的初步概念――像太阳这样自己能发光发热，并且位置不变的星球叫恒星。
2.介绍太阳系的组成和各个行星的特点，并且通过用图片（用磁石固定在黑板上）展示太阳系的全貌和八个行星的独貌以及矮行星和小天体。让学生通过图片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宇宙的神秘和美丽。
讲解：太阳系中有一大恒星和八大行星，他们是太阳、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水晶球、钻木取火、陆天海）。八大行星是这个家族里八个大小不一、性格各异的兄弟。水星是个小个子，和月亮很相似，上面并没有水。
金星在质量、体积、构造方面则和地球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过大气很浓密，竟达地球的六十倍。
地球是太阳系里唯一一颗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其它行星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没有维持生命的条件。（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图片上地球在宇宙中的样子）火星只有地球一半大小，因为又亮又红，人们叫它“火星”。木星是九个行星中个头最大的一个，它比其它七大行星加起来还大。
（火星和木星之间有个小行星带，这里有无数颗小行星）。
土星是带有最大最亮光环的行星。八大行星中有4颗行星有光环，他们分别是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大家找找图片中哪颗是土星，同学们真聪明！）天王星和海王星是离太阳系最远的两颗行星。
八个兄弟的感情都很好，他们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从不发生矛盾。这就告诉我们，要遵守纪律，要是这些星球也像有些同学一样，不守规矩，在宇宙中相撞了，就会发生大爆炸。
所以，我们上课时应该怎么样？（同学回答）不应该怎么样？（同学回答）。
3.组织分好小组，每个小组发一张资料卡，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填写资料卡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增强学生合作交流的能力。其中教材模仿著名丛书《神奇校车》编写。
组织交流。
1．什么是太阳系？由哪些星体组成？
2．请介绍你印象最深的内容。
3．教师说明书本中定义的太阳系组成。
回顾课堂。
1.概括课堂主要内容。
2.预告下节课要讲述的内容。
课外作业观察金星（肉眼可看见）。
1．提示学生特别注意安全。
2．告知学生金星是很明亮的星体，它常常出现在朝阳和落日的附近。有时，金星在日出前4小时或日落后4小时出现在空中。在深夜是看不到金星的。
升天入地求之遍。(打一天文学名词——阴阳历)。
天涯海角。(打一天文学名词——远地点)。
一道鹊桥横渺渺。(打一天文学名词——银河系)。
财源茂盛达三江。(打一天文学名词——银河系)。
牛郎织女盼七夕。(打一天文学名词——星期日)。
牛郎织女盼七夕。(打一天文学名词——星图集)。
生。(打一天文学名词——星座)。
生日愿望。(打一天文学名词——星图)。
生日活动。(打一天文学名词——行星)。
通宵假寐。(打一天文学名词——虚宿)。
暑假期间，爸爸又为我选择了一套杂刊――《儿童文学》。
当然一开始，我对她并不感兴趣，仅仅想欣赏里面的好作文，可是当我阅读她的首卷语时，却让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她的题目是《开掘自己的金矿》，首先，她提到了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否容易被面对和了解，还着重说了了解自己的长处比了解自己的短处更重要，因为了解自己的短处只能让你知道你不应该干什么，而了解自己的长处却可以让你知道你可以做什么。随后，她要开始引导你开掘自己的金矿，让你坚信自己拥有人生金矿，让你用思考发现自己的长处，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与财富。待你找到了金矿，还要你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开采金矿。最后，她要告诉你：开掘自己的金矿吧，趁着年轻。
看完一文后，我明白如何开掘属于自己的金矿，一个人生道理。当我读完一本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触到着本书的益处：这本书大部分文章会告诉你一些道理，让你了解人生故事，叫你如何面对困难又如何战胜困难。轻松的接受一些知识，渐渐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
我有着一本书做我的良师益友，相信我的作文水平会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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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在《白鹿原》的一开始就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
在中国乡村这块既保存精华又藏污纳垢的深厚土壤上，作为“一直负载着这个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辉煌和最痛苦的记忆[2]”，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与观念。
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风起云涌，关中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诸多大事，陈忠实以40万字的宏大叙事为我们呈现了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民族秘史”的一隅，演绎了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时所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然而，正如陈忠实所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2]”。
一
《白鹿原》在整体上具有极强的社会文化悲剧色彩。
它所反映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历史处在黎明之前的黑暗时期。
在《白鹿原》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3]”。
清末明初之前，古老的白鹿原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几千年如一日，传宗接代，生死轮回。
然而，时代的飓风扫过白鹿原的上空，震动了这个古原的内部结构，原始生活的秩序被打乱，安稳的日子没有了，小农经济所固守的封闭性和被压抑的强大破坏性，在名利面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残酷性，战祸不已，瘟疫横行，生灵涂炭，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恩怨难了，整个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
传统儒家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相互激荡中岌岌可危，矛盾横生。
人们难以再获得以往精神信仰的自足，精神世界发生严重裂变，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被转变，被颠覆，失去了平衡性，而新的心理文化结构尚未被建立，人们普遍陷入价值观丧失指挥效益的迷茫中。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白鹿原》具有极强的寻根意味与悲剧色彩，寻找的恰恰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规范中所隐藏的生命活力及深埋在儒家文化厚实土壤中的劣根性。
《白鹿原》在整体文化上的悲剧性体现在：作者一方面有意回归儒家文化，认同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白嘉轩式的理想人格，譬如白嘉轩一生做事为人光明磊落，恪守耕读传家古训，仁义为本;另一方面又看出儒家文化在本质上的虚伪性和残酷性，尤其是对中国妇女的身心残害，譬如人格神白嘉轩拒绝黑娃媳妇进祠堂，维护阶级等级制度(惩罚小娥狗蛋却忽视罪魁祸首鹿子霖)等。
这种封建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历史无意识杀人群体对人的欲望尤其是作为人的女性的欲望的扼杀的本质与鲁迅所揭示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主要指女性被吃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共同为消解女性异化，反对男权中心文化做出了贡献。
二
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白鹿原》根植于现实与历史的土壤，真实地刻画了人性的复杂多变，揭示了人物命运悲剧的深刻性和必然性。
白嘉轩作为中华文化正统人格的代表，突现在作品中，意义重大。
这个人物，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2]”。
“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2]”。
他的“挺得太直太硬[1]”的腰杆这一意象在作品中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
他具有极强大的人格和心理素质，精明，坚韧，豪狠，宽容，恪守戒律，一丝不苟，对待长工宅心仁厚，对待黑娃宽容有度，对待小娥心狠手辣。
“他的顽强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的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支柱们支持着不绝如缕[2]”，白嘉轩的悲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
固然他的思想是保守、倒退的，但他的人格是充满沉郁的美感的，具有充分的精神价值，正是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被这时代所革除，从而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
“黑娃”在该著作中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反思的人物形象。
他具有原始的生命力和冲动力，天然的阶级性和反抗意识。
可以说前期的黑娃可亲可爱可敬可怜，为了婚姻自由违反家族父命，为了朋友拔刀相助，后期的黑娃回归传统，娶了知书达理的秀才女儿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忏悔自己前半身的误入歧途，重新跪回白家祠堂，但最终却为钻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所害。
究其回归传统之原因，当然有黑娃革命失败后心灰意冷，信念倒塌的缘故，更多的估计还在于其阶级立场的模糊性和妥协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集中表现在：儒教传统对其叛逆性格的消解以及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丑恶势力对其生命的毁灭。
这不只是人格命运的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
白孝文这个徘徊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逆子，较之黑娃，二人思想发展均有大转变，但令人值得玩味的是黑娃是从现代文明回归传统文明，而白孝文却是尽数遗弃传统文明，加入现代文化的负面潮流中。
白嘉轩素来把家族家庭教育视为头等大事，为了培养族长接班人，言传身教，深夜讲解“耕读传家”匾额，责令儿子入山背粮，孝文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终于从精神到行动都堪称新一代接班人了。
然而人性是最复杂的东西，内心深处的恶的一面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便无法无天。
田小娥的诱惑使得这个才德兼备的理想接班人滑入了堕落的深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教育的脆弱及对人性过度压抑的一面。
白孝文的悲剧是触目惊心的，传统文化在其身上彻底失落了。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刻画的人物形象，由于坚持从民族文化性格入手，注重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剖析，故而真实、深刻，尤其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的揭示，对于刻画民族灵魂的裂变是至关重要的。
三
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
悲剧主体具有强烈的自我保存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往往表现为因对现状的不满而显示出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超越动机，并能按自己的意志去付诸行动。
在这个古原上，民族主体们在遭遇到苦难与毁灭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超乎寻常的对命运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
天灾人祸，饥饿瘟疫阻止不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宗族制度与宗法文化的顽固冷酷扼杀不了民族主体们的羞耻心和是非感;即使命运陷他们与苦难或毁灭境况之中，他们也敢于拼死抗争，九死不悔。
古原折磨、煎熬着它的“存在者”，甚至不惜死亡的威胁，小娥、仙草、孝文媳妇、鹿三、白灵、鹿兆海和黑娃等均在这片原上昙花一现，归于灭亡。
这些灭亡，触目惊心，它通过“无”让人看到“有”的价值，那就是不灭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及自我保护能量的最大发挥。
《白鹿原》展示了历史主人公们在灾难与命运的打击面前永恒的抗争意识，传达出一个民族在反抗宇宙的意志，反抗大自然的威胁，反抗命运的挑战，反抗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极端冷漠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的厚重的悲剧意识与民族精神。
结语。
作家在《白鹿原》中所坚持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矛盾的，但在终极意义上，它还是对人类更好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起有救助作用的。
可以说，“《白鹿原》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关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2]”。
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悲剧美学意义可谓深邃而难以言尽，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美学风格。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a].陈忠实资料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学科。内容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规律等。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天文学就有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通过论文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摘要:《崇祯历书》是由徐光启等人历时五年编撰而成，是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文学著作。《崇祯历书》分为基本五目和节次六目两部分。基本五目主要介绍欧洲天文学中的天文仪器、天文数学和天文学相关理论，节次六目主要介绍历法方面的知识。本文将对《崇祯历书》中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基础进行探讨。
关键词:《崇祯历书》；数学基础；天文学基础。
《崇祯历书》中采用了几何算法和天体系统，清晰地引入了地球与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同时采用了西方的计量单位，对欧洲天文学的基本理论、天文学仪器和必要的数学知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是我国较为全面的介绍欧洲天文学的著作，对天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测量全义》作为《崇祯历书》的基础文献，记载了西方球面天文学和三角学的相关知识，是《崇祯历书》数学和天文学研究的基础。
一、《崇祯历书》的天文学基础。
（一）崇祯改历与天文学知识。
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天文学逐渐出现改革。在封建社会里，历法的作用不仅在于告知民众时间，更是王权得以确立的条件。在明朝末期，由于钦天监采用的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制的《大统历》进行的日食推测，屡次不能够得到验证，使明朝官员对《大统历》中的天文学知识产生质疑，因而上书请博访知历人员对天文学知识进行改革。徐光启通过崇祯二年发生的日食现象，将传教士预推的时间和食分与《大统历》预推的时间与食分进行比较，得到传教士预推的时间和食分比较精准，而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预推结果则出现偏差。长期参与历法编纂工作的钦天监五官正戈如实将情况汇报给了崇祯帝，崇祯帝这才同意了改历的申请，并命令徐光启、李天经和李之藻等人以及入华的耶稣会天文学家进行西法改历的工作。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支持下，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中西学者共同努力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促使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
《崇祯历书》中五目指的是：法原，即天文学基本理论，包括球面天文学原理；法数，即天文数表，附有使用说明；法算，即天文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几何学；法器，天文仪器知识；会通，指中国传统方法和西历度量单位的换算。六次指的是：日躔历、恒星历、月离历、日月交会历、五纬星历、五星交会历六种。包括日月五星运动，恒星方位，日月交食，节气，朔望等的中西换算。徐光启为了介绍一些基本的天文学理论，还特意在基本五目中设立了法原一目，在法原中着重介绍了哥白尼和第谷的天文学体系，还涉及到更早一些的托勒密体系的内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采取了科学传教的策略，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输入中国。在《崇祯历书》的天文学知识部分有大量与开普勒天文学相关的内容。在改历的过程中，欧洲传教士金妮阁曾奉命返回欧洲搜集与天文学相关的研究著作和寻找西方优秀的天文学家，最终其带回了七千多部著作回到中国，对《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开普勒在《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中与中国的传教士进行过大量的书信往来，详细回答了邓玉函在编纂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
（二）《崇祯历书》中的天文学思想。
《崇祯历书》中开普勒对天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天体机械运动现象进行描述，并通过机械运动的知识来对天体运动现象进行解释，之后分析天体运动的原因，通过数学假设解释天体物理运动的本质。在《崇祯历书》中的观点认为天文学与物理知识是有一定的界限的。例如，书中认为天体实际的薄厚实际上是天体之间的距离，而脱离的距离及无法表述其与速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其在开普勒天文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西方主流天文学的思想，即认为数学天文学与物理天文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崇祯历书》系列历法采用的是第谷体系，这一点很多文献已经证明。《崇祯历书》系列历法中的日躔也是参考了第谷的理论。《崇祯历书》中强调了太阳在天体中的中心位置，认为太阳是万光之源，其他所有的天体都在或多或少地接受太阳的光源，太阳的地位就像君主在群臣中的地位一样。这样的观点与托勒密在《至大论》、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以及开普勒在《天文光学》中所阐述的观点是相一致的。然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托勒密、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太阳中心位置的具体论述是不尽相同的。托勒密在论述中采用midpart一词，强调太阳是在天体的中间部分，而哥白尼则是采用nearcenter一词，强调太阳是在中心位置附近，这两位天文学家都是在数学意义上强调太阳的`中心位置，而开普勒不仅认识到了太阳在天体中数学上的中心位置，而且认识到太阳在天体中物理上的中心位置。他阐述，太阳是天体光与热的直接来源。
从物理力源的角度强调了太阳是天体运动的中心，认为太阳为天体的运动提供了动力来源，并提出天体的运动是由于太阳的旋转，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磁体，吸引天体围绕其运动。《崇祯历书》融入了欧洲天文学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开普勒的天文学物理思想，对《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崇祯历书》与天文仪器。
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拓宗教事业。同时将欧洲科学和技术传入中国，导致某些中国科技领域一定程度上的欧洲化。其中，天文学和天文仪器的变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6前后，耶酥会士利玛窦,在肇庆、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期间，经常在他的住所展示天球仪、象限仪、罗盘、日晷、地球仪、星盘、等天文仪器，并以此作为礼物送给当地政府官员。1629年起，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应徐光启的邀请供职皇家天文机构，在《崇祯历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17世纪初以前的欧洲天文学和天文仪器。这本书中既解说了发明不久的新仪器，又描述了若干已经或即将被淘汰的古典仪器，内容包括仪器的几何学理论、基本构造、安装和使用方法等。
传教士所造仪器与同时期的欧洲产品相比是落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是先进的。它们之中的大多数未能广泛传播，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新知识，有些技术仅停留在书本描绘阶段，有些仪器只是御用品，也没能在天象观测上得到较好地应用。
二、《崇祯历书》的数学基础。
天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数学基础的支持，《崇祯历书》采用了丹麦的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几何学计算方法，将几何学、三角学用于天文学预测与研究中。其中《测量全义》是《崇祯历书》中的基础，汇集了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的相关知识以及测绘仪器的制造等知识，其内容丰富，是当时先进的天文学数学知识的总结。《测量全义》详细讲述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圆锥曲线、球面三角以及球面天文等数学知识。
在平面几何相关知识中主要对直线三角形、面上、面下、线上和线下等公式和测量方法进行了总结。通过举例的方式对定理进行阐述和证明。具体方式都是通过文字论述。例如在论证圆面积计算公式中，通过先给出命题，之后以解曰为标志将抽象的命题以具体的题目的方式将其具体化，然后通过论曰、再论曰等词汇，对具体题目进行具体的论证。《测量全义》中公式与理论的论证体现了西方数学中所蕴含的严格的逻辑性和确定性，在论证的过程中使每个环节环环相扣，这与我国传统数学中寓理于注和注重算法的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在命题的证明过程中采用了反证法开拓了中国数学家的思维。立体几何主要论述了柱、台、球和锥的一些性质以及其计算公式。《测量全义》对例题几何的论述，其内容较为零碎、讨论也不尽充分，但其完善了我国数学家的几何体系，对我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圆锥曲线、球面三角和球面天文部分对圆锥、球面以及球面与天文的知识进行了更加详细的介绍，丰富了我国数学和天文学研究的内容。
三、总结。
徐光启以翻译求会通，以会通求超胜为目的编译了《崇祯历书》，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崇祯历书》的编纂对我国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刺激中国学者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另一方面，将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与西方知识相融合，并进行一定的创新研究，推动了中国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明]李天经、汤若望等，《浑天仪说》，徐光启.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m].潘鼐，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张伯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2）.
[5]胡开泰.《崇祯历书》的数学和天文学基础――以《测量全义》为中心[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6]褚龙飞，石云里.《崇祯历书》系列历法中的太阳运动理论[j].自然科学史研究,.4（31）.
死亡，包含了黑暗、消极的色彩。但是死亡又和我们息息相关，不可避免。儿童文学作家用他们的作品对儿童进行了死亡观的教育。既避免了直接地说教给儿童带来的烦躁，也符合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
一、儿童文学作品中对死亡话题的处理彰显了人文关怀。
由于儿童的接受事物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在对死亡话题的处理上，必须要契合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他们通过符合儿童认知发展顺序的叙述层次特点、优美的景物描写和作品表现出的美好希望来说明死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儿童关怀。
（一）由“疑惑”“悲伤”到逐步“接受”的叙述层次特点教给儿童积极的生死观。
在阅读中，儿童经历书中主人公的故事，他们随着主人公一道疑惑、悲伤、接受、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完善对死亡的认知。例如苏珊华莱的《獾的礼物》。最初的“疑惑”阶段：年老的獾老死在家中，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很伤心。“狐狸带来了伤心的消息。獾死了。狐狸把獾的信念给大家听。信上说：‘我到长隧道的另外一头去了，再见。獾上。’儿童读到这儿，都会产生疑问。獾去哪里了呢？文中只说去了长长隧道的另一端。“长长的隧道另一端”是哪里呢？“獾吃完晚饭以后，坐在书桌前写信。写完以后，它把摇椅搬到炉火前。它静静地摇，静静地摇，最后，便沉沉地睡着了。”作者用“睡着了”代替“死亡”。作者用他们的智慧向儿童说明，死亡并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悲伤”阶段的叙述：那天晚上，土拨鼠躺在床上，一直在想獾。泪水流经它的鼻尖，最后，把毯子都弄湿了。每一个小读者读到这儿，都会伤心。这也是儿童习得悲伤情绪的一种途径。他们体会到书中小动物最初的那种悲痛。书中并未向儿童描述死亡的状态，也大大降低了儿童对于死亡的恐惧。“接受死亡”的叙述：獾死了，其他小动物的生活还得继续。“当雪完全融化时，动物们的忧伤也慢慢褪了。每一次提到獾，大家都会一边谈一边会心的微笑。”时间可以治愈伤痛。死亡是如此的自然。死后，朋友会怀念它。作者用他们的智慧将冲突一一化解，用文字给儿童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这些作品教给儿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死亡。以死亡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这种叙述层次结构，契合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这也是作者们对于儿童的人文关怀。
（二）作品中优美的景物描写降低儿童对死亡的恐惧。
儿童文学作品中对死亡世界的描述并不是灰暗的，优美的景物的描写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在这种温暖的文字中，儿童远不会感受到寒冷。这种对比同样可以降低儿童对死亡的恐惧。例如《天蓝色彼岸》，文中是这样描述死亡后的世界的：“到处是晚霞的颜色，黄色、红色和金色交织在一起，还有一道长长的夕阳背影，就像是夏天和秋天一起跑到春天里来了！”沉重的话题与鲜明的色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儿童读到这儿，就会发现原来另外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世界没什么区别，还可能更美。又如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就含有这样的景物描写。在叙述秦大的死亡时，也有一段优美的早春风光，“没过几天，就不见土壤了，只剩下汪汪的一片绿。站在草房门口，就像站在一片泛着微波的水面上”。这样的景色描写实在让人无法想到死亡的凄凉。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提供了一种借鉴，告诉儿童死亡后的世界并不可怕。儿童文学作品中对死亡话题的处理可以很好地避免儿童认知的冲突，这既适应了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也有助于他们健康的心理发展。
（三）儿童文学作品在死亡话题中都表达了美好的理想。
例如在《獾的礼物》中更是以大家回忆獾曾经给予他们的快乐说明生命的意义在于给予。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在《爷爷有没有穿西装》的最后，布鲁诺认为“爷爷现在过得很幸福，那么他也要过得幸福一点”。米琪阿姨还生了小宝宝，大伙儿都觉得爷爷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这暗示着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应该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在有关死亡话题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作者表达了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关怀。虽然科学告诉我们死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生活不仅仅需要的是事实，同样也需要理想。
二、儿童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收获。
首先，阅读文学作品，儿童接触到了作者浅显易懂的语言，这对儿童书面语言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心理学认为，阅读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从看到的言语向说出的言语过渡。在这个过渡中，不是简单地复述原文，而是要通过内部言语，用自己的话语说出来，这其中有自己的理解。要实现这个过程，不仅有对文字的理解，还要通过自己原有的认知经验。其次，儿童通过阅读这类文学作品，能够培养他们良好的情感态度。在关于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作者们都向儿童传达的是积极健康的生命观。浅显的心理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对第一印象留下深刻的注意。因此，我们首先要给予儿童积极的生命观，这有利于他们看到积极的人生。即使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困难，也能够保持健康的心态。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正确温暖的死亡观，并且把握好表现死亡的恰当方式。这不仅仅是儿童需要的，我们现实社会同样需要。
参考文献。
[1]苏珊华莱.獾的礼物[m].北京：明天出版社，.
[2]艾利克斯希尔.天蓝色彼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3]曹文轩.草房子[m].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容提要：《围城》是一部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批判小说，它以“出国留洋”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现代女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反省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真实效果。
作品文本的中心主题是对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揭秘，其辐射意义至今仍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迪作用。
关键词：《围城》出国留洋真相高等教育质疑现代女性揭秘启蒙精英神话。
内容提要：《海滨故人》是一部最早以女性视角去反思“五四”思想启蒙的悲情小说，它以五位新女性卷入男性“婚外恋”的不幸遭遇与情感伤害，深刻地反映了新女性对于“恋爱自由”的思想困惑，以及她们对于男性启蒙话语的重新认识，进而传达出了新女性欲求自立却难以自立的痛苦心声。
关键词：《海滨故人》新女性男性恐惧婚外恋灵魂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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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众多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这门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继承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更有利于铸就学生健全的人格。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爱国美德审美人格。
古代文学是我国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主干课程之一，此课程包含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一系列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内容，信息量极为丰富。
同时，古代文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
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古代文学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功用。
1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教育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古以来，无数先民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间都不忘此教诲。
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已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早已扎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如今，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才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长河里屹立不倒。
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遇到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爱国意识便会大放异彩。
而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大量的爱国主义优秀诗篇，每当读到这些作品，我们都会为之感动。
当读到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诗句时，我们不禁为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而动容。
一、跨文化交际研究概况。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研究最早是在拥有众多移民人口的美国发展起来的。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出版了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书中指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为进一步科学系统地研究文化提出了设想。因此这部著作也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石。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仅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中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许国璋发表于《现代外语》的一篇演讲稿开启了中国外语界对跨文化交际的学术讨论。1988年，胡文仲又把国内外有关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论文收入在《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一书中，较集中地反映出外语教学中有关文化因素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这之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专著、会议、论文等研究成果层出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专著和教材已出版30余部（胡文仲，）。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至以跨文化交际为篇名的论文2313篇，以跨文化交际为主题的论文8515篇，以跨文化交际为关键词的论文为7267篇，摘要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论文有5550篇。但是对于外国文学素养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影响方面却鲜有研究。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到的惟一一篇关于外国文学和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是顾嘉祖和徐劲于发表的《文学文本中跨文化交际原则评析》。其中作者指出文学文本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如我们脱离文学文本来搞跨文化交际研究，其结果只能是研究实际问题有余而探讨理论不足，这种研究不可能对现实的跨文化交际带来实际的好处，因为这类研究常囿于表面，不能剖析出藏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蔽文化，而不了解各民族的隐蔽文化就不能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外语专业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外语专门人才。从人才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学素养是一个健全的现代人的必备素养。这里的文学素养当然包括本国文学素养和外国文学素养，在此我们只就外国文学素养进行研究。外国文学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而好的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语言精华的荟萃，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学习者可以充分领略外语语言千姿百态和奇光异彩。同时，外国文学又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子，通过这扇窗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而了解了他国的社会变迁和精神衍变，反过来又可以启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提高独立思辨力。
当今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多数人往往急功近利，学习外语时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强调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和交际能力，对外国文学课重视不够，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文学对于培养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以及文学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影响人类思维与行动的作用，而这些对于一名跨文化交际人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巴金曾说过：外国文艺是帮助我们了解外国人民的最好工具。
三、外国文学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关系。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跨文化交际学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它的历史不足三十年。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材料虽然丰富但系统性不足，缺乏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对象，胡文仲先生在《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跨文化交际学除研究文化的定义与特点，交际的定义与特征以及文化与交际的关系之外，着重研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语言、非语言手段、社交准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通过胡先生的论述及其他一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跨文化交际研究似乎有一个通病就是忽略了文学文本的作用，即几乎所有研究均未触及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学层面。
一直以来，我们专注的是表层文化的研究，当然这是研究深层文化不可缺少的一步。然而，如果我们长期从事表层文化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能继续向深层文化挖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是没法深入的。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往往体现在像其民族的思想观念这样十分隐蔽的领域，这些平时难以捉摸到的东西却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例如，每个民族均有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和深层结构，任何人都必带有他本国、本民族、本地域的心理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乃至行为走向等，并因此构成不同国别、民族地域的人的特点和差异。而这种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最能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的，具备外国文学素养的人对这些民族文化心理是非常熟悉的，至少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就会有的放矢地去处理，去进行涉及到心理方面的深层次交际。如我们脱离外国文学来搞跨文化交际研究，其结果只能是研究实际问题有余而探讨理论不足，这种研究不可能对现实的跨文化交际带来实际的好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这类研究常囿于表面，比较肤浅，不能剖析出藏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蔽文化，而不了解各民族的隐蔽文化就不可能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早先源于对经典文学的研究，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社会对文化研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文化研究才逐步走出了象牙塔而与大众文化趋同了。在我们尚不能自由地进出不同国家之间时，别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研究他们的文化提供了最为丰富、最为全面的资料。因此研究文化问题就决不能将语言、非语言手段、社交准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因素与文学割裂开来。我们既要对上述因素进行逐一的、深入的分析，又要注意把握住它们在文学中特定的意义。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外国文学素养确实会对跨文化交际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过初步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外国文学素养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作用初步归纳如下：
1、外国文学作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方面，了解熟悉文学作品可以扩大知识面，加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培养分析和欣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荷兰著名学者汉肯认为，在信息交流中，只有信息交流的双方或多或少都处于不同的认知情感系统之内，所交流的信息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才能够给双方造成一定的刺激，激活创造思维机制，使跨文化交际活动更顺畅。西方文学因其民族生活的区域、发展的历史文明不同，造成与东方文学很大的差异。如果跨文化交际人员具备良好的外国文学素养等于具备了丰富的信息量，在跨文化交际中不会使交际过程沉闷乏味或者交际中断。
2、好的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外国语言精华的荟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反映生活、表情达意、创造形象的手段。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生动性。文学的特征决定了外国文学作品的词汇丰富多采，语法结构灵活多样，修辞色彩包罗万象。跨文化交际人员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学习者可以充分领悟外国语言的精华所在并为自己所用，特别是文学作品中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词语或句子等表达。不具备外国文学素养的人在对方提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感到惘然，如《哈姆雷特》中的句子“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一直被奉为经典。在对外交际过程中，如果对方讲到这句话，不了解这句话在西方文学中地位和意义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到对方讲此句话的意图的，由此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误解也是必然的。
3、跨文化交际人员将外国文学作为与本民族文学相异的参照物，可以跳出本民族的文化圈，以旁观者身份发现、把握本民族生活与文学的精华，更好地领悟和传播本民族文化，亦可以减少妄自尊大或者妄自菲薄的心态，更好地去进行交际活动。钱钟书曾在他的《管锥篇》说过“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可见，知己知彼实在是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知晓自己有助于了解别人，而了解别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4、跨文化交际人员比其他专业的人更有可能接触外国人和事物，而外语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我们不可能去限制和规定别人交流思想的范围，因此，对别人可能交流和涉及的任何知识都要了解，才能更好地完成交流思想的任务，这也对跨文化交际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年的经验教训表明，跨文化交际人员不仅要掌握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因为语言本身仅仅是交流思想和思想成果的工具。外国文学发展数千年，作家星罗棋布，作品浩如烟海。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宛如在读者面前打开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再现千百年来的历史场面，引导他们驰骋五湖四海，开阔眼界、增长智慧、扩大知识面，提高观察生活的能力，使读者获得有关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情世故风俗习惯的丰富经历。
5、文学作品是涉及到心灵深处的东西，通过文学作品可以了解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心理最本质、最根本的东西。如果跨文化交际人员熟悉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他就更容易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这个道理自古就有学者提出，在中国文学中，苏轼用禅学思想体会到因人的感情亲疏造成的对事物认识的差异，写下了《题西林壁》这样的哲理诗。蔡元培在《美术批评的相对性》中也指出：“我们对于素来不轻见的事物，初次接触，觉得格格不入。在味觉上甲地人尝到乙地人食物时，不能下咽；在听觉上东方人初听西方音乐时，觉得不入耳；若能勉强几次，渐渐不觉讨厌，而且引起兴味。”他谈到了文化上的心理距离问题。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一个人对这个国家的语言十分精通，也避免不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其生活侧面的袭击，即“文化冲击”。因此，我们强调外语语言学习外，也应该注意外国文学这个载体反映的文化和生活，通过研究文学作品去间接地体验生活，这比任何“出国须知”都要形象、自然，可以被称为最好的教材。
本文进行的调查显示：凡是外国文学作品读得多、外国文学素养比较好的人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比较好，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也比较好，知识面比较宽，思路也比较开阔，无论是外语能力还是交际能力都比较强。对外国文学素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无疑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大进步。当然，本文只是从归纳演绎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缺乏数据分析的支撑。笔者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同仁参与到该项研究中，给该研究以数据分析支撑。
“什么是民间文学”,这是似乎早已解决而其实又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以往关注的是民间文学的文学或文化属性,而对其生活属性往往视而不见,因而对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个基本特征的认识并不全面。“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
民间文学;生活特征;本体特征;表演;传统模式。
民间文学是以传统的民间形式展示自己的,它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创作和流传都由某一特定的集体共同完成,是一种活态的文学,流传中有变异,变异时有流传。这是界定民间文学范围的显著的外部标记,也是它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征。现在所有的学者在确定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时,几乎都以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作为界定的标准。这四个基本特征是20多年前确立的[1](p24),对它们的认识是基于与作家文学的比较,而主要不是从民间文学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随着对民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四个基本特征的把握应该更加科学和全面。
一、口头性:。
一种表演模式口头性(orality)是民间文学最显著的特性。民间文学是存在于民众口耳之间的活动着的文学。“如果‘民间文学’只能转换成文字的存在方式,那么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通俗文学’,而非‘民间文学’了。‘民间文学’可以被采集,以‘文字’方式出现,其真正的生命还是在‘语言’上,惟有还原到‘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情景,才能体会到民间文学的浓厚情感。”[2]只有在民众中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才能真正展示其艺术和生活的魅力。民间文学是民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和传播的,民众不是专业作家,一般没有专门的时间学习文学创造和从事文学活动,不能离开生产和日常生活而专心伏案写作。由于运用的是口头语言,运用口头语言交流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学习。民众在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时,不需要纸和笔,一般也不需要腾出专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创作和交流民间文学本身就是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样式,它和民众其他的生活样式共同构成了民间生活的有机整体。在过去,民众不可能拥有书写、印刷的传播手段。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只能使用口头语言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民间传唱艺人和小戏职业演员的学艺,也都是一直沿袭着“口传心授”的方式。“口传心授”即是面对面的交流,构成了一种彼此互动的具体情境。没有交流就没有民间文学,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是民间文学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美国的表演理论大师理查德·鲍曼(richardbauman)“所说的‘表演’,是交流实践的一种模式(onemodeofcommunicativepractice),是在别人面前对自己的技巧和能力的一种展示(display)。”[3](p69)传统的村落就是一个口头交流的社会,社会生活完全诉诸于口头交流,人们在不断的口头交流中形成了种种民间文学的范式。
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实际为一种表演(perfor-mance)活动,譬如,“讲故事使用口头语言,这种语言不仅靠语词表现内容,还凭身势、表情以及话语的速度、音律、语调等,来传达理智与情感。语词之外这些‘非言语行动’手段的使用,使讲故事具有一定表演性。”[4](p180)。
来理解。在较浅的层面,一方面,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另一方面,它又帮助仍然存在的口头传承得以顺利完成。在较深的意义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回答海尔曼·鲍辛格(hermannbausinger)提出的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研究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口头讲述的基本需要还没有被各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如电影、电视、某些阅读材料等所满足。毫无疑问,这些媒介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接受者。”[8](p16)李扬曾做过一项随机调查,请一些青年学生讲述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结果有不少学生的叙述,是来自香港导演徐克的电影作品《青蛇》。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方面,《白蛇传》与《青蛇》有许多不同。这种现象在现代民间文学的传播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说明民间文学“形成了新的传播通道,即口传———媒体———口传的往复循环”[9],借助大众传媒无比强大的传播力量,可以迅速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同时产生大量的当代异文。这类经过大众传媒过滤的民间文学,引导我们对其进行现代性的思考。
二、集体性:演说者与听众(观众)互动。
集体性是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本质特征。一般认为,民间文学由集体创作、集体流传,为集体服务并为广大民众所共有。在这一点上,它和书面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本身和整个创作过程终归属于个人,至少作家个人的成分重些。因为,作家创作的整个作品中的内容必定要由作者个人去感受、去构思,并最后写作出来。它们无论如何都应当被看作是作家个人精神活动的产物。
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所有的财富,是集体创作的,它既不署某个创作者的名字,也不为某个创作者所私有,民众既是创作者、修改者,又是传播者、演唱者和听众。“在民间文学的讲述和演唱活动中,讲者和听者经常处于互相转化之中。此时此地的讲者,到彼时彼地,可能又是听者,而此时此地的听者到彼时彼地有可能是讲者。因此,听者、讲者是相对的。听者并不是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他不仅同时是保存者,传播者,而且也参与创造过程,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员。当他由听者转为讲述者之后,他的创作活动便开始了。"[10](p129)民间文学是集体的创作,但并不都是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在一般情况下,常常是先由个人创作出来,然后逐渐在流传中得到加工。这种加工主要是不自觉的,也是必然的。其流传过程就是创作过程,传播者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创作中来,这就使民间文学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英国民间音乐家塞西尔·夏普(cecilsharp)经过长期对民歌的田野调查,于1907年出版了《英国民歌:若干结论》一书,书中有如下结论:。
民谣的每一行、每一词最初是从某个人(某个吟唱者、行吟诗人或农民)的头脑里冒出来的,正如一首民歌的每个音符、每个乐段当初都是从某一个歌唱者的嘴里发出来的一样。共同的活动从来不曾创造一歌一曲,也不可能创造一歌一曲。共同创作是不可思议的。毋庸置疑,集体发挥着作用,不过,那是在较后的阶段,是在个体的创作已经大功告成之后,而不是在此前。在这个阶段,集体来衡量,筛选,也就是从大量个人创作中选取那些最准确地表达了流行的趣味和民众的理想的作品,而舍弃其余;然后,在集体不断的重复中产生更多的变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这一过程持续不断,民谣也就生生不已。当然。如果有受过教育的歌唱者参与这一过程,使它纳入印刷品,这一过程就会受到影响[11](p6-7)。以往讨论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主要局限于创作的过程,其实,任何一个民间文学的表演场合,都是由集体组成的。集体中的听众(观众)不是像读者或电视观众一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也是表演的积极参与者,构成了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听众(观众),民间文学的表演就难以进行。正是在表演者与听众(观众)互动关系中,表演才真正得以完成。
民间文学在创作、流传、演唱过程中,形成了集体共享的状况,这一过程表现了鲜明的历。
史特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民间文学的集体属性有不同的表现。
三、变异性:表演活动不可复制。
民间文学的不断变异是由民间文学的集体口耳相传导致的,其变异的程度远远高于书面文本。因为民间文学口耳相传,是集体创作,作者不可能,这就形成了民间文学的“无名性”(又称“匿名性”)。在流传过程中,作品不归一人所有,人人可以改动,所以作品常常是不固定的,它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处于变化中,于是就产生了同一“母题”（motif)的不同“异文”或版本。民间文学能跨时空地传承,但是,由于社会客,及民间文学自身质的局限,它在传承中要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在实际中是罕见的,一般或多或少要发生变异,这是民间文学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状况。“民间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创作机制,在于它不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过程。它似乎永远没有绝对的定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流传过程中,它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异。”[15](p97)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生命所在。其存在的条件是演说者不受完全固定的文本的限制;当演说者依据固定文本演说,他们就成为复制者而非再创作者,相应的,被演说的作品再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异文,因为文本已经固化和单一化了人们的记忆。“在口头传说中,一个神话被重复多少次,就会有多少次细微变异。重复的次数无限,变异的数量也无限。”〗(p21)。
民间文学的每一次演说,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异文。演说者被允许有所遗漏和添加,当地的听众依据已掌握的口头传统,可以填补演说者的遗漏,或者有选择性地接受添加的部分。实际上,异文是研究者的发现,因为研究者可以获得从不同地区搜集到的同类型的作品。当地的民众一般不会意识到异文的存在。因为当地民众被演说的所有信息和情境所吸引,也能够理解和获得被演说的所有信息。研究者或局外人关注的主要是记录下来的文本,而变异恰恰主要表现在记录文本方面,他们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理解和获得演说的所有信息。一个地方的口头传统是当地人所独有的,研究者或局外人不可能完全拥有,拥有口头传统的当地人是不会在意同一作品每次演说的差异的。
四、传承性:演说模式相对稳定。
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一经“说定”,就会不断得到演说。民间文学的变异是有规律的,“万变不离其宗”,它只能在传承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模式的基础上发生变化。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增多异文,另一方面又趋于模式化。“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某种叙事的模式,围绕着这种核心模式的故事会千变万化,但是这种模式仍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在口头故事的文本的创作和传递过程中起到组织的功能。”[19](p159)。
活力的组织要素,存在于口头故事文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17](p109)。
民间文学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在艺术模式上则不会有突然的巨变。民间文学的艺术传统有很大的稳固性,如果脱离了传统模式,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当然也就不成其为民间文学了。“民间文化事象的雷同性、重复性和不断再现性,是以这些事象的稳定性,或者说传统性,以及它们的变异性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前者,就不存在所谓不断重现的特点。如果没有后者,一切比较研究,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了。”[15)(p96)。
民间文学作品在生活中一旦形成,就可以自我调节演进的方向,并以相对的稳定性,陈陈相因,延续承袭。只要适合这一民俗事象的主客观条件不消失,传承的步伐就不会中止。某一民间文学一旦流传开来,就成为一个自控又自动的独立系统,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民间文学和一般静态的文学模式如作家文学不一样,它是动态的文化模式。这种动态,也不像电影画面一类艺术的机械光电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同风一样,或者说像“流感”式的,无阻碍地口耳相传、流传感染。民间文学的这种“动势”是其本性的一部分,它在民间文学形成时,就被组建进去了。此外,任何一个冠之为民间文学作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积累产物。
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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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其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女性文学像一条小溪流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若断若续地流淌着。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掀起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高潮，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冰心、庐隐、丁玲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冲破了传统文化禁忌，以女性视角观察女人、写女人，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慈祥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其道德审美观念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中则塑造了一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性，虽然表面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实际上却放弃了自我。
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1]。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2]。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于青认为“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3]。的确，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4]“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二、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
写实小说的本质是如实描写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并由此获取审美的价值。写实小说在中国历史悠久，最初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之后便发展出“讲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再后来又衍生出世情小说这一支派，并逐渐推行开来，出现了《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之作。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
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5]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其小说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四、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的贡献。
上个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我们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7]。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同时，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魅力还吸引了无数读者和研究者，借鉴她的手法理念进行创作的作家为数不少。港台作家中，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是张爱玲上海、香港传奇中女人的翻版;施叔青创作的系列香港传奇可说是张爱玲笔下香港故事的延续。内地也有不少作家模仿、学习她，如叶兆言、苏童、王安忆和铁凝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毫不犹豫地记下张爱玲的名字。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具备一定的范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桥”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便通行的建筑，是跨越障碍的工具，其最基本的作用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一个重要理论，即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意象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言不尽意”的遗憾，明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成功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含蓄、凝练、朦胧的意境美。
“桥”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之一，在各种文学体式中经常出现，运用非常广泛。
《诗经·大雅·大明》写周武王之母太姒来归的情景：周文王亲自迎亲于渭水，渭水无车，于是立即“造舟为梁”，以通亲好，显示了周文王对太姒的真挚感情和遇事果断的魄力。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1](p100)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的最早的咏桥诗句，开中国古代文学桥意象的先河。
桥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情况进行解析。
一、构成画境的元件。
桥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首要内涵就是通过展现桥的实用性和外在美，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以桥为点睛之笔的优美画面，给读者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刘禹锡《竹枝》：“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2](p108)就很好的写出了桥的实用价值。
桥是连接两岸的纽带，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桥上春雨、桥下江水、桥边新柳、桥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共同构成一幅以桥为中心充满生机的小村初春图，表现出作者愉悦的心情。
乔吉《(双调)水仙子·吴江垂虹桥》：“飞来千丈玉蜈蚣，横驾三天白螮蝀，凿开万窍黄云洞。
看星低落镜中，月华明秋影玲珑。
赑屭金环重，狻猊石柱雄，铁锁囚龙。
”[3](p620)写出垂虹桥的雏高大长、装饰精美，反映了当时桥梁建筑的水平之高，让读者于千百年后仍然可以在想象中领略此桥的壮美。
诗歌在描写桥外在美的同时，往往也能借助桥的建成历史体现出桥所在地的悠久历史。
张籍《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4](p4290)万里桥是处于成都繁华闹市的一座著名的桥，桥之得名据刘光祖《万里桥记》有两种说法：“罗城南门外笮桥之东，七星桥之一，曰长星桥者，古今相传，孔明于此桥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
’后因以名。
或曰：‘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
’”[5](p307)可见万里桥的名称由来已久。
此处桥意象与锦江、烟波、荔枝等意象共同再现了成都优美的自然环境，繁荣的社会经济，表现出成都风物人情、市井繁华的景况和百姓安宁富足的生活状况，同时万里桥的悠久历史反衬出成都悠久的历史。
桥意象在此类作品中是作者突出描写的一个景物，是作品勾勒画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构成作品画面和丰富意蕴起着重要作用。
再如杜荀鹤《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4](p7925)也成功地运用了桥意象，只“小桥多”三个字便把苏州，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的特点惟妙惟肖地描摹了出来。
白朴的《越调·天净沙·春》：“春山暖日和风，阑杆楼阁帘栊。
杨柳秋千院中。
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
”[3](p242)就是把桥作为春天诸多景物之一来写的，桥与其它景物共同构成了明媚的春意图。
杜牧《阿房宫赋》描写阿房宫中桥的壮美说：“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6](p362)其中的“复道”，正是一种架在空中的复桥，也是把桥作为整个画面中的一个特景来描写的一个实例。
二、感伤情怀的艺术载体。
桥的建筑功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便决定了桥作为意象必然与人的感情波澜紧紧相连。
桥作为感伤意象来表现作者情感的作品很多，具体来看，桥意象所表达的作者的感伤情绪又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一)表现离别、相思、旅途的感伤。
描写离别感伤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4](p5982)相传“二十四桥”为隋朝所建，隋炀帝月夜曾同宫女二十四人吹箫于此，故名。
“二十四桥”在此诗中应当代表着如诗如画的扬州城。
月夜依旧，二十四桥依旧，扬州城依旧，但诗人却与朋友韩绰身处两地，相思而不得相见相聚。
全诗看似写自然美景，实则以美景衬托思念之情，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深深的惆怅。
“东望山阴何处是。
往来一万三千里。
写得家书空满纸。
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
扁舟何日寻兄弟。
行遍天涯真老亦。
愁无寐。
鬓丝几缕茶烟里。
”[7](p1592)陆游的这首《渔家傲》词也是借助桥意象，表达对堂兄仲高的怀念，表现离别的感伤和忧愁。
借助桥意象来表达相思之情的多体现在词中。
如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7](p506)写对一女子的倾慕之情。
凌波美女，罗袜生尘，轻盈的仪态惹人爱恋，但终究翩然远去。
词人的怅然之情油然而生，佳人不在，青春年华中最美好的时光该与谁共度?月光下的小桥流水该同谁徜徉?悲凉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2](p363)小桥流水凝眉处，桥意象鲜明地体现出作者难遣的心怀。
远离家乡，行进在旅途中的匆匆过客，或客居他乡的游子，在旅途或异乡看到桥，往往会勾起浓浓的乡愁。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8](p155)这首《商山早行》是温庭筠著名的写景抒情诗。
全诗紧扣“早行”二字，颈联选取鸡鸣、残月、茅店、寒霜、板桥等景物，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一幅立体的荒山早行图。
凄清寂寞的环境，有力地烘托出出行的艰辛，衬托出思乡的深切。
特别是“人迹板桥霜”一句，写板桥白霜上留下的行人足迹，很耐人寻味联想。
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p242)与温庭筠《商山早行》不同的是，小桥、流水不是荒凉、凄苦的意象的代表，而是以小桥流水的温馨生活来反衬枯藤、老树、黄昏、乌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的凄凉，鲜明的对比，让漂泊的游子到了思乡断肠的地步。
郑光祖《蟾宫曲·梦中作》：“敝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袅芦花。
弓箭萧萧，一径入烟霞。
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
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长空历历，雁落平沙。
曲岸西边，近水湾鱼网纶竿钓，断桥东壁，傍溪山竹篱茅舍人家。
实施素质教育不可忽视实施素质教育模式，实施素质教育模式不可忽视构建“学会学习”教学模式。
一、“学会学习”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忽视的基本教育。
未来世界是人才竞争的世界，衡量人才素质的基本标准是看其是否会学习。
如何科学地学习？怎样驾驭知识这匹飞奔的骏马等问题已摆在现代人类面前。因此，对于学习问题的研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迫切需要。
“会学习”是未来社会人类要具备的头等本领，是人类生存、生活、创造所必须具务的基本素质。“会学习”是人的各方面素质综合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跨世纪人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从这点意义上说。人的教育首先是“学会学习”教育，它是素质教育的最基本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教育。
“学会学习”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21世纪乃至此后漫长的历史时代人类的生存、创造、生活的能力问题，在于解决如何提高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适应自然，改造自然；适应社会、改造社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二、“学会学习”教学模式是素质教学不可忽视的基本模式。
时代呼唤“会学习”的人！时不我待！要使我们的中小学生成为“会学习”的人，必须改革教学模式，变应试教学模式为“学会学习”教学模式。
党和国家三令五申要实施素质教育，并且将素质教育作为立国立邦之根本写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之中。党的“十五大”更加鲜明地指出加强素质教育的紧迫性。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必须牢牢抓住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文化科技人才这个根本。任何人想成为能够适应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新科技挑战的高素质人才都必须首先“学会学习”。
变应试教学模式为素质教学模式，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教师会教，学生会学的问题。教师所谓会教是能够实现“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学生的所请会学是能够实现“使其自奋其力自致其知”。由此可见，“学会学习”教学模式即是教师会教，学生会学的教学模式，是构建素质教学模式不可忽视的.。
三、“学会学习”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指导下的课堂教学活动的载体，是构成课堂教学活动的诸因素（教师、学生、教材、教法、学法等）间规律性联系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体。由此推知，“学会学习”教学模式是在“学会学习”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课堂教学活动栽体或称课堂教学活动框架。“学会学习”教学模式它应该充分体现“学会学习”教学思想指导下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教与学关系的特点，体现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特点，体现“学会学习”思想指导下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效果的特点。
摘要:文学的本质是形象。因为第一,文学语言的特性是它的构象性,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塑造形象,表现生活的感性形态,因此语言不能成为文学的本质。第二,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但认真分析,这两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2]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
[1][2][3]。
微风奏响春日的序曲，生命在变幻中被无情的消磨，有进步的人生才有意义，而人若想有进步，有引路的航标则会相对容易，参加社团干部培训，本身就是一种指导，它促进我们更好的成长。
今天，在小礼堂，文传系的冒建华博士给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于“文学素养”的培训，听后颇有收获。
我比较喜欢文学，平时也比较喜欢阅读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书籍，不能说在文学里穿行过吧，不过，的确很受陶冶。再说，听文学家讲课，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冒博士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很形象的表达了文学的内涵：文学是以想象的行式表达人生，接着，他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讲起，论述了这一点，也就是让我们思考人在成名后干什么。
《奔月》：讲了后羿的故事，后羿射日、杀野兽为人类造福，可是成名之后，又不得不过常人的生活；《补天裂》：讲述了夏娃造人的故事，可在她逝后，亲手造出的.人类去贪得无厌的肯是自己的躯体；《理水》讲述夏禹治水的故事，可在他成名之后，只是成为人们口中的故事；《非攻》讲述墨子的故事，墨子是一代名人，解救过宋国，可是当他在雨天来到宋国时，人们竟不让他避雨…一则则故事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思考,也就是这样的思考,出现了我们的文学,我们在思考中获得思想上的提高,获得人文素养。
接着是对人生的探讨，唐僧取经时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其实人生也是一种的取经，一种经受考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东西的出现，也是在于我们的思想的变换，在于我们对世界的思考。/xdth/心得体会。
文学比较能体现人的思想，冒博士讲了金庸的小说，金庸以其独特的风格细描人生，影响了数亿人。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他的想象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令狐冲、杨过、郭靖、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通过冒博士的讲解，我们的文学意识得到了更大提高。我们也从小说中认识了人生。
大学生应成为人格健全、素质高雅、能说会写的合格人才，所以需要增强文学素养，提高文学素质。今后我们要认真思考人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增进文学素养，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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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有着相同的科学性，但与其他学科又有区别。这是因为语文学科除了它的科学性之外，还有一个其他学科很难具备的艺术性特点。因此说，语文教学真正是科学美与艺术美的高度统一体。在具体的语文课堂教学中，能够使这种完美统一得以展现的中间媒介，便是教师规范优美的课堂教学语言。从某种作用上说，语文课堂教学艺术首先是语文教学语言艺术。教师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以及师生之间信息的传递和情感的交流，“都必须以语言作为凭借。教师通过情趣盎然的表述，鞭僻入里的分析，入木三分的概括，恰到好处的点拨，把学生带进瑰丽的知识殿堂，并开启心智，陶冶情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从而“更好的为实现教学目的服务，”反之亦然。然而，在当前的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少教师只注重教学策略的探讨与改善，却忽视了课堂教学语言的精心组织和优化设计，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一谈语文课堂教学中语言的运用。
加强语言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还必须走出课堂。课堂毕竟是个小天地，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广阔天地在课外。我们还必须积极认真地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语文课外活动。除了指导他们在课外广泛涉猎，多读名篇、时文报刊，勤于动笔，多做笔记外，还要适当地组织开展一些有利于锻炼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演讲比赛、语言知识竞赛、作文比赛、影视评论、出墙报及手抄报、开设语言规范化知识讲座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把培养语言能力这一任务延伸到与学生广泛接触的日常生活的土壤中去，让学生处处耳濡目染，处处受到有关语言知识和培养教育。
语言丰富多采是语文教学语言艺术的主要表现之一。针对不同学生，不同文体、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文章，要采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如对低年级学生，语文教学语言应形象、具体、亲切、有趣味性；对高年级的学生，语文教学语言应深刻、明朗、隽永、有哲理性。讲议论文，应多用议论分析的语言，要严密，有力度；讲抒情文，应多用深情的语言，要华丽，有。朗读课文，高兴、激昂的时候，声音就高一些；深沉悲哀的地方，声音就低一些。这样，不仅使得课堂教学富于变化，而且能启发学生较好地把握课文。
1.言之有序，条理清楚。“序”是指语文教学语言的.逻辑性。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每课教材做深入钻研和细致分析，弄清要讲的语文知识的来龙去脉，掌握其确切的含义和规律，精心组织教学语言解读，确定怎样开头，怎样过渡，怎样结尾。只有思路井然有序，讲解才会条理清晰，学生在重点、难点等关键理由上才能够得到透彻的理解。
2.言之有物，论之有实。“物”是指语文教学的具体内容。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讲课应不夸夸其谈、不信口开河、不空发议论、、不离题太远，而应言之有物，论之有实。并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有意识地把已学知识和未学内容联系起来，把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有意识地穿插有关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名人轶事等，最大限度地充实教学内容。
4.言之有启，循循善诱。思维规律告诉我们，思维启动往往从惊奇和疑问开始。语文课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其学习的内动力，引导学生质疑理由，多为学生制造悬念和创设意境，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知渴望，使他们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并发展智力。为此，教师课前要设计好预习习题和课间提问理由，让学生带着理由去看书，去听课。课堂上要注意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深入浅出，多用疑问性提问、疏导性提问、铺垫性提问，使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受到启迪，探求新知识，掌握新内容。感到课堂新奇多趣，知识易于理解。
5.言之有韵，抑扬顿挫。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要注意用好教学语言，切忌平铺直叙，平淡无奇，而应使自己的语言尽量做到高低起伏，长短相间，快慢适宜，随着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的需要时轻时重，时缓时急，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和谐动听，使学生听起来舒服悦耳，精神饱满，兴趣盎然，津津有味，提高教学效果。
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思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在教学过程中，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语言教学是它的基本任务，思想教育是它的重要任务，文学教学是它的特有任务，知识教学是它的必要任务。对课文练习来说，必须体现这些方面的任务，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进行语言练习，同时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还要从练习中学习思想、文学和知识。明确了课文练习的基本要求以及与其他方面要求的关系，整套课本的练习就应当牢牢掌握住这个基本要求，切实加强语言训练，着重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决定练习质量和效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
总之，好的语文课堂教学的语言，应当是鲜活的、生动的、具体的、有生命力的，用韦志成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归纳起来，主要由‘四美’：音美，要讲普通话；意美，要做到准确美、简洁美、理趣美、生动美；形美，追求修饰美、多样美；情美，具有高尚的情操美、道德美等”。但讲求语言的美，并不是说语文教师在上课时字字珠矶，句句似诗，每一堂课都是一篇精粹的散文，因为它毕竟不同于照本宣科的背书。教师的教学语言虽属日常口语，但又不同于‘大白话’，应该是加了工的口头语言，与随想随说的日常交谈有区别。教学用语既要有人民群众经过锤炼的活泼的口语，又要有优美严密的书面语言，教课是让学生置身于优美的文化氛围、浓郁的语言环境中，受到教育和感染。
去年，我接一年级新生。刚开学的一个课间，一个五岁多的小女孩，怯生生地、使劲地扯了几下我的衣角，因为我当时在给其他孩子说话，没注意到她。大概扯了两三下，我才侧过脸去发现了她。她委屈地、难过地对我说：“龙老师，您这节课没看我一眼！”当时，我的心一震，好像被揪了一下。我那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孩子是这样渴望关注！从那以后，每节课我力争做到关注每一个孩子，课余多与孩子接触，与孩子们做游戏、谈心等，让每个孩子都感觉到他的存在很重要。
另外，要关注孩子的优点。在表扬、鼓励、评价孩子时，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体谅孩子的感受，不要拿一个孩子的弱点去与别的孩子的优点。因为这样是不公平的。人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应该关注孩子的长处，使之发扬光大。时髦一点说，就是个性教育，特长教育。只有这样，每个孩子才能充满信心，勇往直前。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心灵，让每个孩子的内心充满阳光，也能让阳光照亮我们自己！
二、关注魅力无穷。
本文所说关注，都是指对人的关注。有了家长对孩子的关注，才能有孩子的成才优秀；有了领导对职工的关注，才能有职工的金诚合作；有了教师对学生的关注，才能有教学相长。对于教师来说，有了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也就成功了一半。
首先，关注——使因材施教成为现实。
那事过后，我才醒悟过来，原来生动形象的童话与儿歌还有如此妙用；动画片为什么会如此吸引孩子，才是与儿童的特征相适应啊！?低年级的孩子，直观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
从那以后，我在教学中充分运用课本插图、文中的形象，让它们在孩子的脑中形成生动活泼的表象。充分运用儿歌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特别是拼音教学中，为了让孩子记得牢，我常常把拼写规则、标调方法、字母的形状等编成儿歌或谜语让孩子喜闻乐见。
其次，关注，让拓展水到渠成。
在学《雪孩子》这具有童话色彩的文章时，有孩子问：?雪孩子又没有生命，怎么课文里又写他可以去救小白兔？?这就让我告诉他们：童话的创作者是运用想象通过故事告诉孩子一些知识或道理。以告诉知识为主的就是知识童话；以告诉道理为主的就是寓言童话。那么你们觉得这一课是知识童话还寓言童话？?学生们感到迷惑。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水的物态变化，孩子们听得出神入化。之后自己就抓住了课文的要点，体会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在象形字与会意字的教学中，我讲到我们的祖先是按照事物的样子，和字的意思来造字的，学生们看到那些字形与之对应的事物有差异，问到?这些字是怎样变的？?我说：?等你们长大了去研究吧！?有学生说：?研究就是当科学家我说：?对！?学生们又急着问：?老师，你怎么不当科学家呀？?我就结合着我当时生活的社会背景和家庭情况说明我没当科学家的原因：我的家乡在农村，我不到四岁时的一天，母亲在一边放牛，一边割草时，不小心被牛撞下山崖，不幸摔坏尾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家庭贫穷，医治无效而去世。就由父亲抚养我和不到半岁的妹妹，我没有条件，读高中和大学，就失去了当科学家的机会。我当了教师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科学家呀！?孩子们听后百感交激，决心很大。
如果没有关注，对刚上一年级的孩子讲以上内容，恐怕孩子难以理解和接受吧！
再次，关注，让迁移繁衍能力。
在学书上课文或儿歌时，让学生看图读文后，如果书上有作家名，我就告诉他们这是谁写的。开始他们个个瞠目结舌，特别是他读背了，语文园地一中的《咏鹅》后，我说这是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骆宾七岁时写的。他们是似乎有意向骆宾王挑战，也从内心里佩服骆宾王。从那以后，学生也就慢慢地去悟别人是怎样写的。同学们在看图读文的过程中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课就是看图写的哟！?在学习《邓小平爷爷植树》一文时，我先让孩子在家植树、种花后再学习课文。学习时，孩子喜笑颜开、手舞足蹈的在脑中再现了邓小平爷爷的植树过程，并在写自己植树、种花的过程中运用到从文中积累到的语言。
学会关注吧，关注每一个孩子，走进孩子的心灵，他会让我们找到适合孩子教育捷径。
摘要国学与古代文学文脉同宗，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底色，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学的情感建构。
国学热再次升温，古代文学能否波澜不惊，两者的关联度如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笔者从历史的视角，粗略审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文脉关系。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将书籍分为四类，即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唐玄宗时期，集贤院分书为四类:经、史、子、集。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亦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孔子时有六艺，汉代设立太学，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并另设有算学、书学、医学等。
国学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因此，原初的国学，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与学校，与地方乡学相对应，由乐师、大司乐负责，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国学正式称谓产生于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2]但国学依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定义。
文学一词最早出在《论语》，指孔门四学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专指古代典籍。汉朝文学指学术，就是儒学，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学范畴，另有文章指学术之外词章。古代文学是个断代概念，指中国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整个历史时期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独立学科。文学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古代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诗文文本，经部与子部属于广义哲学范畴，史部属于史学范畴。经学是国学核心，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许多朝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式，对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审美观念与美学范畴以儒家经典为底色。不了解中国先秦儒学，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学诸多观念。如中国古代诗歌的和谐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效果，这就和儒学中庸思想密切相关。子书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巨大影响力。如《庄子》的汪洋恣肆、飘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遥境界与全身远害隐逸人生，心斋坐忘、虚静澄明与言不尽意等方式，都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并构成中国诗歌、绘画基本精神与审美范式。《庄子》看重人生个体价值，所有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安顿，为那些现实中受挫、失望甚至绝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撑。失意文人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转而追求个体适意艺术人生，这种艺术人生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纯艺术精神。因此，不了解庄子学说，就不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与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学思想。
古代文学以或细腻或婉约或豪放的多种表现手法，抒发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留下众多千古传唱的文学名篇。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发现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国学的精神内核，塑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与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按照作品类别主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期，或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古代文学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也包括俗文学、戏剧。古人叙述的古代文学主要为国学的词章之学，现代的古代文学范围已经涵盖了文学的全方位情感表现领域。胡适先生对国学理解很宽泛，他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缩写，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3]。按照这种理解，古代文学就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现部分。
古代文学的感物道情表现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学表现国学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经典，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国学精华。《诗经》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现存《诗经》古籍就有六百余种。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统治地位极其崇高。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广泛传播。儒家的分支主张以《诗》说《诗》，还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需要，基于此，《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诗经》兼有经学和文学双重身份。
古代文学本身是文学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国学与古代文学既面对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现也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情感叙事。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呈现出一种国学与古代文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贯通态势。
参考文献：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
[2]何爱国.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j].福建论坛,20xx.
[3]胡适.胡适全集[m](第一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