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是我们对所学知识、所经历事物的深度思考和感悟，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领悟生活的真谛。以下是一些读者们的心得体会，他们分享了自己在不同领域、不同经验中的感悟和收获。
20__年8月6日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意大利队获得冠军，英国队第2个冲过终点线。
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吴智强组成的中国队用时37秒79完赛，仅以0.09秒的微弱差距落后加拿大队，排名第四无缘领奖台。
不过比赛结束后数日，国际检测机构便宣布，作为英国接力队成员之一的乌贾，其a瓶尿样检测结果为阳性，而相关样本是在接力决赛后收集的。
之后乌贾申请了b瓶检测，但去年9月中旬公布的结果显示，他b瓶尿样仍为阳性。两次阳性的结果，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中含有违禁成分。
国际检测机构随即将该事件转交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该机构将裁定乌贾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以及英国队的接力银牌是否会被收回。
经过约5个月的等待，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终于公布了相关结果。如外界所料，乌贾被认定兴奋剂违规，英国队的成绩也被取消。
东京奥运会上，除了参加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外，苏炳添还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排名第一进入决赛，成为我国首位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排名决赛第六。
3人航天员小组中，首次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汤洪波是湘潭县人，他也成为湖南“飞天”第一人。
“我喜欢听飞机起飞的时候发动机发出那种轰鸣声，也喜欢开着飞机在云层里面钻来钻去，这种直插云霄的感觉，感觉很惬意。”汤洪波说。
当年从航校毕业后，汤洪波直接去了新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在新疆，经过8年的飞行训练后，他凭借出色的成绩，成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安全飞行1159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__年5月，经过层层选拔，汤洪波成为我国第二批预备航天员。
进入航天员大队后，他一直坚持各种训练，为飞行做准备。
现在汤洪波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还摆放着他当空军飞行员时戴的头盔，它记载着汤洪波曾是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转做航天员的这些年，汤洪波虽然没有飞，却在时刻准备着。其间，汤洪波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坐转椅、沙漠野外生存、72小时狭小环境剥夺睡眠训练，等等。每次，他都咬牙坚持，努力去克服，最终通过了一项项训练。
他始终坚信，这是他厚积薄发为空间站建设作贡献，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
20__年6月17日，机会终于来了。历经11年磨砺，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的汤洪波，带着他的飞天梦想，搭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奔向苍穹。
6月18日7点20分，通过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天和舱内有几个包裹已经从原来的固定位置被拆解出来，呈飘浮状态，航天员汤洪波手持一把电动螺丝刀，在拧螺丝;在他旁边，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互相配合进行工作。
此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从开舱门到航天员回到核心舱，一共用时6小时47分钟，远长于第一次在20__年实施的出舱活动时间。3名航天员有明确分工。
出舱的两名航天员，一人要为机械臂安装上臂支架，包括脚限位器、工具台等，随后借助机械臂进行移动。另一名航天员借助舱壁上安装的扶手，爬行一段距离到作业点进行辅助工作，其间还要进行一次应急返回验证。
此次出舱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行舱外全景摄像机的抬升。
两名航天员出舱过程中，舱内航天员需要对机械臂进行操作，虽然地面人员也可以对机械臂进行大范围转移，但在有航天员站在机械臂上的时候，舱内航天员可以更直观地对机械臂位置进行观察，更能与舱外航天员进行直接交流。
通过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首次出舱活动，航天员出舱能力、应急能力都能够得到有效验证，特别是在舱外进行长时间工作，人与装备的结合为后续航天员对空间站进行维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顾诵芬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他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歼8ⅱ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吃苦一直是传家宝，奉献还是家常饭。”他们在用生命“描绘”祖国万里河山，他们是——国测一大队。
“奉献还是家常饭。”国测一大队建队以来，有多少人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不论是茫茫的沙漠，还是寒风刺骨的高原，他们总是冲在前头，誓死描绘祖国的壮美蓝图。例如吴昭璞，面对缺水情况，他独自坚守在沙漠，只有漫天黄沙与他作伴。他吃尽了牙膏，喝干了墨水，他1米7的身子干缩到不足4尺，他将长眠于沙漠。他的青春从此淹没在黄沙中。假如时间能倒流，我相信，他依然会选择这岗位；我坚信，狂沙埋没不了他的意志，他的灵魂会永久徘徊在上空，指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探险家。
寒风吹不散他们的意志，他们甘于吃苦。几千米的高峰极度严寒，为了操作方便，摘下羽绒手套，双手暴露在寒风中工作近10分钟的任秀波；因工作劳累过度昏迷不醒，经过20多天抢救才苏醒的郁期青。他甘愿吃苦，他甘愿奉献生命，他是暴风雪中的逆行者，他是珠峰上空璀璨的明星。
56年来，他们上高山，下平川，走沙漠，踏雪山，足迹踏过祖国千山万水：六闯“生命禁区”；24次进驻内蒙古草原；28次大规模进入世界屋脊、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总计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00多圈。他们不畏困苦、不怕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丈量着祖国的壮美河山。
山河将会记住你们的功业；珠峰会为您们折腰；黄河会因为你们改道；沙漠埋不住你们的意志！六十年付死生，你们是天空中的启明星！但是当他们用生命换来数据时，我们却还在床上看电视，还在碌碌无为。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继承发扬他们的精神，少年当自强！
你们为国家苦行，你们的身影遍布全国各地。你们穿山跨海，经天纬地，你们的精神，留在你们走过的地方，久久不会散去。你们的名字也许会不被人所熟知，但是你们的精神一定会被我们所铭记！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两院院士顾诵芬获得了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但这个奖项是对您一生付出心血的肯定。
在35年的飞机设计生涯中，顾诵芬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其中主持研制的歼8、歼8ⅱ超音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歼8系列飞机列装部队之后，成为我军20世纪核心主战装备。
说起顾诵芬对飞机的兴趣，和他的哥哥有关，也和他童年时代的家国命运分不开。顾诵芬1930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5岁那年，父亲顾廷龙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全家迁居当时的北平。顾诵芬：当时我哥哥在北京市里上中学，那个学校是德国人办的，所以一些先进的东西他们都能感受到。当时他们已经玩航模，硬纸板做的滑翔机，回来他玩我也跟着玩，兴趣慢慢就起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有天早上把我炸醒了，日本飞机排得很整齐往西边去，紧接着就是炸弹响。1939年我们到上海，二战快结束的时候上海(日军驻地)经受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所以我知道二战美国人之所以占优势，就是他们的空军厉害，所以航空非常重要。兴趣由此成为了志向。高中毕业后，顾诵芬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志愿都是航空系，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
但是，他的哥哥在17岁时因伤寒去世，为了陪在母亲身边，顾诵芬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顾诵芬：交大正好有个航模俱乐部，有杂志有材料，还有人能互相交流，这样越搞越有兴趣，所以总想搞自己的飞机。参与研制歼教1成为周总理所说的“无名英雄”1951年，顾诵芬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加入到新中国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带领下，26岁的顾诵芬与其他100多名年轻人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工作，他们要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
1958年7月26日，历时近两年研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这也是顾诵芬首次参与设计的机型。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元帅为首飞仪式剪彩。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顾诵芬自然是无名英雄之一。
瞒着家人亲自上天找出歼8问题症结。
一提起顾诵芬，人们就会想到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起初，歼8总设计师由黄志千担任，顾诵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不幸的是，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顾诵芬：压力很大，歼8上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惊醒了。担心，害怕摔了，我这责任太大了。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试飞员尹玉焕驾驶着歼8飞机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安全降落。
顾诵芬：我跟飞行员说尽量靠近。
文档为doc格式。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于3月3日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当选为年度人物。组委会以唐代诗人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中的一句“冲天鹏翅阔”表达了对顾诵芬院士将毕生理想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心有大我，赤诚报国，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和国家科技事业倾尽心血的无限敬仰。
“每当国庆阅兵战机呼啸飞过，都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人们在仰望的时候，也是在行注目礼。几代战机几代人，他在长空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组委会在给予顾诵芬院士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的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考虑到身体原因，今年92岁高龄的顾诵芬院士未能亲临颁奖盛典现场，他以视频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他表示：“组委会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授予我，自己感到很惭愧。我没有做出什么，党和国家给了我太多了。感谢组委会，感谢全国人民，还要特别感谢一代代为祖国航空事业接续奋斗的全体航空人。”
顾诵芬院士出生于1930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引领者、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航空工业第一位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诵芬院士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创新设计多型飞机气动布局，建立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歼8、歼8ⅱ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歼8系列飞机是20世纪我军核心主战装备。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高度关注国家战略安全，为大飞机飞上蓝天提供决策支持。他对党忠诚，甘于奉献，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飞机设计领军人才，为新中国航空工业70年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航空工业各单位很多干部职工通过各种形式收看了颁奖典礼，再次被顾诵芬院士为航空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他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所感动。顾诵芬院士是航空工业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作为他的后辈，现任沈阳所总设计师的孙智孝说：“顾老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我是所里第六任总设计师，虽然肩上担子很重，但在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的精神指引下，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好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来自航空工业成飞的“90后”员工吴松泽则表示：“顾老和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在‘一张白纸’的背景下开创了新中国飞机设计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永远奔腾在祖国航空事业第一线的品格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飞机设计师，我要传承好前辈们忠诚忘我、探索不已的精神，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航空强国建设的接班人。”
“感动中国”自启动以来，近200位人物和群体走进大众视野，他们传递出的精神力量激荡人心，令无数国人为之动容。其中，“壮志凌云”的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和“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航空报国英模罗阳分别于和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与顾诵芬院士一样，作为航空人的杰出代表，身上凝结着的“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后来者们接续奋斗，也让更多国人认识“深藏功名尘与土”的航空人，认可“隐秘而伟大”的航空事业。
“感动中国度人物颁奖盛典”以“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为核心主题，全面展现中国人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20。共评选出彭士禄、杨振宁、顾诵芬、吴天一、朱彦夫、苏炳添、陈贝儿、张顺东李国秀夫妇、江梦南等10位年度人物，并特别致敬中国航天人。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许多人听说他，是因为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的故事里远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并书写“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他的故事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生的时间见证和书写了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今天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顾诵芬和飞机的缘分始于青春。小时候去燕京大学工作的父亲搬到了当时的北平。日军轰炸中国29军北平营地的记忆至今清晰——满天压得人睁不开眼睛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投下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碎。那时，顾诵芬便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早早地把航空报国的梦想埋在心里。
小学毕业后，顾诵芬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就读。他一直对飞机模型感兴趣，父亲也从上海开明书店买了一批关于航模制作的书。梦想和兴趣坚定了他的方向。高中毕业时，顾诵芬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都被录取了。最后，他选择上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大学四年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养成了严谨的科研习惯，学会了探究方法。大二时，顾诵芬修读了航空工程系教授季文美先生开设的两门基础课。在课堂上，季先生只突出基本概念，联系工程实际，用实际问题引导学生探究、运算、寻找解决方案。这些训练为顾诵芬将来成为工程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国防建设急需理工见长的大学生，不少优秀的交大学生投身于国家工业建设，顾诵芬也登上北上火车投身航空事业。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制造的，只能原样复制，对设计原理一无所知。那时顾诵芬已经意识到，模仿而不是自己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中，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首要任务是设计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教练机歼1，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没有任何指导和参考文献，经验、技术和设备材料极其匮乏，但他展示了交通大学的技能，一点一点地解决了问题。
当时没有复印机，就买了描绘纸，三角板，曲线板描绘，花了一个星期基本解决原理问题;后来医务所废针管的不锈钢细头焊接在铜管上，然后用薄铁皮做整流罩做风洞实验...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环境下，经过两年的发展，歼1首飞成功。
从那以后，他先后参与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并肩负起歼8和歼8ⅱ总设计师的重任，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顾诵芬和同事们克服了巨大的压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歼8战斗机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振动强烈。为了找出问题，作为一名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专业人士，顾诵芬不顾危险和他人劝阻，三次乘坐歼教六，跟随歼8飞行，直接跟随试验飞机观察气流。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过载，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抖震的问题。1985年7月，歼8全天候设计定型，同年10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别奖。
1986年后，离开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上，促进了国产大型飞机的发展。他努力推动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的建立。顾诵芬在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其虚弱。但在后来的手术住院期间，他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翻译好，供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多年来，他仍然关心母校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设了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航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型飞机出版工程》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校园建设和帮助学生慷慨解囊。
如今，这位风华正茂的航空英雄经常出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他仍然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1986年底，顾诵芬调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任副主任。尽管离开了飞机设计一线，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于航空装备的关注，并且在科技委主要负责预研工作。
在此后的工作中，他先后组织负责了战斗机主动控制技术(act)的预研，并取得成功和推广应用。1994年，他组织王道荫、钟铭钰和620所、628所的同志一起，经过飞机、发动机、武器、电子等30多位专家讨论、审议，形成了对现有军机提高作战能力的初步建议，被当时的航空工业总公司采纳。1996年，组织和参与了歼7e改进建议的拟定工作，年底形成了报告;组织和参与了歼8d改进的建议拟定工作，形成了建议报告;组织和参与了轰6改进的建议报告拟定，形成了建议报告。
1997年，撰写了15年军机发展规划初稿。
1999年以来，顾诵芬领导科技委飞机专业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涉及民机、大型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军、民用运输机)、轰炸机、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教练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外贸机及cfd技术等。形成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达20多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为航空工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依据，促进了飞机技术的发展。
张顺东，男，汉族，1974年6月生，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村民；李国秀，女，汉族，1969年10月生，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村民。二人系夫妻。
张顺东、李国秀夫妇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用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照顾年迈老人、抚养年幼孩子以及失去双亲的2个侄女，书写了“踏出脱贫路、撑起半边天”的感人故事。
张顺东右手和双脚先后截肢，只剩下一只左手；李国秀生下来就没有手，只有一双脚。“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结婚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相继而来。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一家人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李国秀靠双脚在地里劳动，还能用脚绣花、写字；张顺东凭借一只手学会驾驶农用三轮车，平时自己力所能及地搞点运输，减轻家庭负担。他们在当地党委政府鼓励支持下，不等不靠，坚持种田、养殖、赶集、卖货，用残缺的身体支撑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张顺东坚信：儿女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决不能把贫困传给下一代，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读书。现在女儿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教师；儿子初中毕业后参加技能培训，靠勤劳的双手实现了务工增收。
夫妻俩虽然残疾，照顾自己都有困难，但从未因此放弃赡养父母的义务。母亲已经80多岁了，生活难以自理，夫妻俩把老人照顾得很好，老人经常夸：“顺东是个好儿子，国秀更是个好儿媳。”张顺东的哥哥因病、嫂子因意外相继去世，两个孩子成为孤儿，夫妻俩给予他们精心的照顾，使他们健康成长，大侄女出嫁、小侄女上学一样都没有落下。
“共产党处处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为国家昌盛办事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进一步受党的教育，使自己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
今年95岁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张富清，这样讲述着自己的入党初心。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张富清舍生忘死，只要部队一有突击任务，就报名参加。翻城墙、缴机枪、炸碉堡……越是艰险，越要向前。敌人的子弹和弹片，掀起过他的头皮，灼烧过他的腋下，撞碎过他的牙齿，但击不穿他为人民求解放的信念。
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
在看不见硝烟的建设和改革年代，张富清公忠体国，响应组织号召，脱下军装，收起奖章，直奔当时湖北最艰苦、最边远的恩施来凤，一干就是三十年。
时局艰难时，他以身垂范，动员妻子下岗;忠孝两难全时，他坚守岗位，没奔母丧成为毕生遗憾;改革开放时，他殚精竭虑，破除陈规桎梏……在同事眼里，他勤劳肯干，任劳任怨，不矜不伐。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为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忘我工作、公私分明的老干部，应该好好歇一歇。
工作上离休了的张富清，在思想政治上没有离休。他时刻铭记着自己老党员的身份。
当他认为自己不能再为国家贡献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少索取。88岁截肢的他，拒绝在轮椅上被照料，靠着一条腿和假肢、支架重新站了起来;白内障手术期间，明明可以给自己安一个好的晶体，他却选了最便宜的一款;明明没人会动他的药，但他每次都将药瓶锁上，生怕别人挪用他全额报销的一粒药。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张富清的伟岸，不止在少年从戎时屡立战功，也在中年转业后恪尽职守，还在晚年离休间奋进不息。
张富清曾说，战场上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的确，在人生的征途上，因为信仰，他也一往无前。
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顾诵芬从小就是个爱笑的人。如果留心观察，你会发现他在所有照片上都是笑脸。在保存下来的黑白照片中，童年的一张最为有趣：他岔着双腿坐在地上，面前摆满了玩具模型，汽车、火车、坦克应有尽有。面对镜头，他笑得很开心。
他10岁生日那天，叔叔送来一架航模作为礼物，他高兴坏了，拿着到处飞，但可惜撞过几次后就没办法正常飞行了。父亲见状，就带他去上海的外国航模店买了架质量更好的，“那是一架舱身型飞机，从柜台上放飞，可以在商店里绕一圈再回来”。
玩得多了，新航模也有损坏，顾诵芬便尝试着自己修理。没钱买胶水，他找来电影胶片，用丙酮溶解后充当粘接剂;碰上结构受损，他用火柴棒代替轻木重新加固。“看到自己修好的航模飞起来，心情是特别舒畅的。”
酷爱航模的顾诵芬，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出身于苏州的名门望族，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他出生后，家人特意从西晋诗人陆机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中取了“诵芬”二字为他起名。
虽说家庭重文，但父亲并未干涉儿子对理工科的喜爱，顾诵芬的动手能力也在玩耍中得到锻炼。《顾廷龙年谱》中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大雨过后，路上积水成河，顾诵芬“以乌贼骨制为小艇放玩，邻人皆叹赏”。
顾诵芬从小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他始终记得1937年7月28日那一天，日军轰炸中国二十九军营地，当时他年仅7岁，亲眼目睹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考大学时，他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报考的专业全都是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全部录取。因母亲舍不得他远离，他最终选择留在上海。
1949年初，胡适在顾家吃午饭时问顾诵芬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顾诵芬答“航空工程”，胡适听后表示：“这是实科，不像现在报上写文章的那些专家都是空头的。”
1951年8月，顾诵芬大学毕业。上级组织决定，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顾诵芬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到达北京后，被分配到位于沈阳的航空工业局。
真正工作了，顾诵芬才意识到校园与社会的差距，很多理论、技术他在学校压根儿没学过，只能自己摸索。他开始四处搜集与飞机设计有关的书籍资料，连晚上洗脚也抱着书看。没过多久，航空工业局由沈阳迁往北京。一回到首都，顾诵芬最大的乐事就是在周末和节假日逛书店。天一亮，他就在兜里揣上5元钱，跑去王府井南口的外文书店或八面槽的影印书店。看到航空技术相关的书，他就买回去仔细研究。
一心扑在工作上，顾诵芬没能顾得上家庭。他离开上海后，母亲就陷入“夜不能寐，日间一闲即哭泣”的状态。自1939年长子顾诵诗因病早亡，潘承圭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顾诵芬身上。爱子工作在外而不得见，终致她思念成疾患上抑郁症，于1967年不幸离世。这成了顾诵芬一生无法弥补的痛，提到母亲，顾诵芬忍不住叹息：“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