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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具体考量行政行为的价值取向以及具体制度的建设，分析目前我国行政法适用中的问题，例举具体的行政许可、行政监察的行政法经济学分析，为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制度建设提出思路，其最终的目的是完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行为的可行性以及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一、行政法适用中的经济学原理
(一) 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学价值取向
随着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与人民大众的联系日益紧凑，政府做出行政行为时必须考虑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力求以对行政相对人利益最少的损害达到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即行政法在适用是考虑经济学上的价值取向。在当前社会里大多数的主流观点首要考虑的行政学适用的效益，即在适用时必须达到一种高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状况。
就犹如市场经济中生产力求以最少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收获。效益与效率是不同的概率，根据中国古汉语的解释“效率”的意思是：效率是“劳动成果与劳动力的比率”。所以说效益显然是成本与收益之比;但是效率则是劳动成果与劳动力的比率。因此，两者关系可归纳为，有效益一定有效率，有效率则不一定就有效益。在我国效率往往被解释为单纯的时间的节约，高速度等。这样一来效率更加难包含效益的内容了。
如果要追求效益必须得提高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必须是成果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只有在此情况下，有效率才意味着有效益。如果成本投入方向错误，劳动成果不符合社会需要，如生产出来的是一种不畅销的产品，反而会效益地下。因为此时的效率还没有转化成效益。由此可见，效益是最优的使用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否则就是浪费社会资源、社会财富。“效用”是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但也是经济学家最难下手的地方;因为“效用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欲望满足的程度，称为效用”，它是幸福或满足程度的衡量尺度。
(二)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制度与成本
民商法能够通过清楚的产权制度来为市场主体提供创新激励;通过格式化合同从而有助于节减市场主体重复约定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通过规定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有助于交易的灵活性、自主性;通过规定违背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的交易契约无效，这能够有助于预防与纠正市场机会主义;通过规定制造销售伪劣商品的市场主体承担(双倍)赔偿责任，从而有助于降低市场机会主义概率。
但是民商法不能适用在行政法中，更不能代替具体的行政行为所体现的交易制度。这种“交易制度”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以控制行政行为的成本为目标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实证主义学派所说的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收益。所以这种适用的经济制度要与成本，以及最小的成本消耗为建设目标。
此时研究的就是防止政府的行政行为的失灵，用一种固定实在的经济学制度控制政府行政行为，不只是在行政立法阶段，更是在后续的执法阶段要牢牢把握。这种制度以消耗的物质资源的成本来限制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迫使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通过经济学方法分析，力求达到作为行为引导的准则，法律怎样才能引导人们从事最有效的活动。
二、我国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在研究行政法经济学的主要方向是在行政法的立法经济学，这主要针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重行政效率却轻社会效益的现状。从我国法律体制上来看，行政法的立法主要有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制定，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立法活动是行政法规的制定，因为规章规定都是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的。从大环境看我国行政立法产生于从“行政国”向“法治国”转变的过程中，工具性价值明显。
英美等西方国家是从纯粹的“议会政府”向“行政国”过渡时，产生的行政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并处于政府的非常时期，因此决定我国行政立法的强烈工具性价值取向，即行政立法的目的不是控权，也非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为保障困境中的政府利益。以及到后来的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驾护航。
国家机器通过立法程序，使政府这样的意志上升为全民意志，表现为制定法律规范。在我国行政法的核心理论为“管理论”从“管理论”着三个字的表面意思我们可以得出：在此理论下的政府是以一个上位者姿态出现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当然的享有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力。他们也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以此时的行政法不是为达到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出现的。
总的来说我国行政法注重对行政职权的行使，强调的是行政权威，普遍的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这种“管理理论”其基本功能或价值取向表现为，强调国家和政府权威注重行政效率。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法注重有关行政组织、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原则和规划，却疏忽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和救济。目前我国行政法的适用的最大问题，即我国行政立法缺乏成本和效益分析。
正是基于上述我国传统的”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特殊性，使得我国行政立法和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倾向明显：行政立法的宗旨是依据法定程序是我国政府意志上升为全民意志，也就是法律规范形式。也使得行政法利益天枰倾向政府机关，这些一切就无非是为提高行政效率服务，为更好的实施行政管理服务。
所以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用传统的行政立法思想考量，大大忽视立法本来应该追求的本质即社会效益。从本质上此种立法思维模式偏离了现代宪政精神。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还与80年代前，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在整个社会物质流通和社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因此在此种体制下极其缺乏市场经济分析，也就缺少法律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分析。目前我国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行政立法实践活动中，缺少成本和效益分析，使得立法不合理浪费公共资源。
三、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分析举例(一)行政许可的适用成本效益分析
行政许可是一种针对行政相对人的事先审查的行政行为，当行政相对人具备了从事某种职业资格主动向行政机关申请由政府机关颁发的一种资格证书。行政许可作为一种事先审查的制度用行政经济学分析极具意义。
行政许可具有预防功能，它可以在源头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把那些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造成社会财富浪费的企业团体排除掉，而把资格给那些具有高效益企业、个人主体。行政许可是一个具体的标准是一个具体的某一行业标准。考虑到不同的行为主体的经济能力，社会控制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同，为防止个别的检验是否具有这样的资格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必选要有一个统一明晰的标准。
行政许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一般许可是以减少事后预防成本为目的，例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机动车驾驶资格证、公司股票上市许可等，此类的行政许可大多可以保护以后的市场交易安全;二是特别许可它一般需要特殊技能它关系到国家重大经济环境建设关系到社会生产国民经济的发展。此类许可有特许经营许可、矿产开采许可、特种资源出口许可、特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排污许可等大多起到配置和维护社会公共资源作用。一般许可旨在保护交易安全、防止过度的政府干预、鼓励自由交易。许可主体以交易安全的所需要的最低预防成本为许可标准，对申请人进行审查评估，只有那些达到最低预防成本的申请人才可以获得行政许可。
特别许可，由行政许可主体依据社会公共资源的存量与消耗速度，确定社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能容纳的最大额度，以此去衡量申请人的预防水平，决定是否给予行政许可并在源头控制许可总量。这两种许可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以事先的审查减少事后的行政管理成本。总之行政许可具有节约社会成本的功能，构成了一种社会评价机制。
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只有那些取得政府颁发的资格证书的机构、单位、个人，才是值得信赖的。许可对大众来说是一种资质和信誉，对于交易相对人来说许可传达的是安全可靠的信息。许可减少了公众发现可靠信息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许可加速了市场资源的流转，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资源运行状况的控制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利益。
(二)行政监察的适用成本效益分析
行政监察是指在行政系统中设置的专司监察职能的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行政活动及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经济法学分析认为在制定行政监察法时必须要考虑到其社会预防成本和可以获得的社会效益。
一部好的法律的制定、实施、执行，甚至于到后来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时对它的修改、废止都以成本和社会效益为标准。(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决定》修正) 是目前我国最新的行政监察法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适用法律时虽然依靠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必须要有合理的事实、证据，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要依法定程序进行。试想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统一标准制度存在，行政监察会怎么样?结果无非两种会有名无实、会权力泛滥，无论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种都会导致最终的结果：行政机关的混乱甚至整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运转不开，社会无法正常发展。无论是证据、时间、程序，都是在追求成本的最小和效益的最大，为取得最高行政效能。一套完整的监察体制是行政机关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
四、从经济学角度完善行政适用制度
一个完整的制度建立需要众多法学学者的汗水智慧，需要广大参加实践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法律经济学不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研究来说更是一种挑战。
要做到行政行为的最大化效益，在做完立法工作步骤后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行政法的适用问题。适用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思量：首先，遵守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要求做到行政执法的主体合法，行政执法的程序要合法，行政法的适用内容合法合理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的原则。其次，遵守行政合理性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要求是行政权力适度、客观、合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要完善行政法适用制度必须遵守合理性原则，在实现行政目的时，要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最小损害，而能获得最大社会效益的手段和方法，并且要求获得的社会效益大于相对人的损失。再次，遵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将民法中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引用到行政法领域。它要求在适用行政法时做到行政立法不得溯及既往，在司法适用中不得随意撤销或者改变、废止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得已撤销或改变、废止生效行政法规，应该给予相对人适当的补偿。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是政府树立良好信誉的基础，也是行政法适用实现最大化效益的根本保障。
前言
语言产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其发展壮大必将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所以，我国对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语言经济学本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为国家语言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大力推进汉语言国际化、少数民族语言国际化进程，加大对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将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一、语言经济学概述
(一)语言经济学学科定位
语言经济学是随着文化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将语言产业与经济发展有机整合的新兴学科。语言经济学针对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与收益进行研究，将地域性语言艺术与经济发展深度结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语言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国实现“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大力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语言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对科技兴国战略、语言政策战略制定甚至国民经济发展具备现实而深远的意义[1]。
(二)语言经济学发展历程
1965年，经济学者马尔沙克(ak)首次提出语言经济学的论述，它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交流工具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资源具有同样的价值，即语言能够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对价值规律的充分遵循形成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变。但是，马尔沙克在这一论述的过程中单纯对语言经济学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对语言经济学的具体实施并未做出深入讨论与分析。随着人力资本论和教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世界经济学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度愈发强烈，使语言经济学在20世纪七十年代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多语言国家开始将语言产业与经济联系进行深入研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开始向双语教学、语言战略规划、语言政策制定执行转移，开始注意到不同的.语言技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结果，从而使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产业大规模进入经济发展领域，语言产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世界经济学领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随之深入，视角逐步放开，主体逐步多样化，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arielrubinstein等经济学者为代表，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带了崭新的面貌。纵观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背景，语言经济学主要取向是对语言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2]。
二、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现状分析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加深，20世纪九十年代末，语言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尽管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具有前瞻性经济学者对语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有过一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受到实际国情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深远。直至，国内经济学者许其潮正式提出语言经济学学科定位，初步将世界先进的语言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语言经济学至十年当中在我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十年当中，以黄少安教授为先驱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为主要阵地，在我国建立了培养语言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并为语言经济学培养出大批能够促进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专业性人才，如语言经济学方向博士生宁继鸣，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感与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与分析与建议》提出的相关研究结果，是我国在语言经济学领域一项具有实质性和时效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虽然历史较短，但是基础坚实，研究成果一直处于国际上领先地位，语言经济学在我国正逐步走向成熟[3]。
三、语言经济学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寻语言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语言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语言经济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后的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语言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和语言产业发展的共同需求
语言经济学具有跨学科的学科特征，能够为我国语言战略规划和实施提供经济学方向的理论支持，能够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科学政策方针的制定。同时，作为世界发展中大国，加大对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力度，可以为世界语言经济学学科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语言经济学应用前景分析
语言经济学正向着成熟学科的方向发展，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熟不仅需要对其本身具有充分的解释，同时需要在实践中证明学科的时效性和对社会产生的意义。我国作为语言大国，在语言文字资源上具备优势，同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濒临消失的语言如何进行保护，各地方方言如何利用，文字文化如何传承等。语言经济学在为国家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以促使国家在制定相关语言战略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与价值规律制定科学的语言战略和政策。所以，语言经济学在应用上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四、结束语
语言经济学能够促进经济学者与语言学者的合作，语言经济学能够丰富经济学者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范围和角度，拓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同时能够充实语言产业的发展动力，扩大语言学家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思路。所以，语言经济学无论是在文化传承上还是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学科内部分化越来越细,各自都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在此背景下,几乎同时于20世纪末期,经济学家杨小凯与伦理学家王海明分别担当起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整合任务,前者建立起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经济学分支进行整合,后者通过《新伦理学》的新功利主义理论框架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伦理学分支进行整合。他们对各自领域的整合,都体现了中国学者擅长综合创新的能力,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本文具体选择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进行比较。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这两本书最大的.成就是分别建立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全新理论框架,改变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来各分支学科相互分离的状况,分别为经济学和伦理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对话平台。
二、文献分析
杨小凯的《经济学》将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贸易理论,产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相互分离的经济学分支整合进一个统一的以专业化分工演化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之中。《经济学》从论述主流经济学四层次分析框架出发,在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个人的专业化选择和社会的分工组织结构选择的统一框架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而20世纪所形成的各经济学分支都能在其统一框架中重新找到更为诱人的解释。从《经济学》出发,可以对任何经济理论模型的优劣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王海明的《新伦理学》整合了传统上相互分离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并将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整合进道德哲学,建立起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统一的伦理学体系,使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地体现在统一框架之中,原来这三门各自为政的分支学科被置于合理的位置。《新伦理学》从价值推导公理出发,论述了道德终极标准,正义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能够为一个人从事社会问题的思考提供基础的理论框架,并能从它出发对其它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清晰的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和《新伦理学》在理论体系构建上,都是从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一定的公理化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上进行推演并得出整个理论体系。两书作者都特别强调概念的清楚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运用,既适合于对经济学和伦理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也适合于对读者进行明辩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训练,这在今天的中国特别具有实用价值。《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对于一切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基准坐标,从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并能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
三、结语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就像经济学与伦理学体系的全景导游图,特别适合于初学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人阅读,并将其作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参考书随时进行查阅,以便了解目前自己所在位置。虽然初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学生可能阅读《经济学》和《新伦理学》有一定困难,但如果能够认真钻研,花二三年时间掌握其思想框架,那么必将为后续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得更远。
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变暖证据的最新评估表明,科学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定人类活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气温和海平面升高。近几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飓风桑迪、中国的洪水和美国中西部以及俄罗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旱灾――造成了严重伤害。上月,墨西哥经历了太平洋和墨西哥湾飓风的同时袭击,飓风过境之处,村镇和城市俱毁。气候变化是此类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
这些问题把一个新的争论带到了舞台中央:如何协调各种行动以降低伴随强劲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争论已经迷失在争议之中。大部分国家已开始了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动真格的投资,许多国家更是开始实施碳定价和监管,而与此同时,批评家指责这些政策会阻碍增长。全球经济仍在从金融动荡中复苏,更高的能源价格让商业和政治领袖颇为担心。
页岩气的出现让能源争论更加扑朔迷离了。用气代替煤不失为通往低碳未来的捷径。但令人震惊的是,用量增加最剧烈的恰恰是最肮脏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资者通过采取某些资源效率措施及投资低碳资产来规避风险,但他们的高碳投资组合和行为并未出现多大改变。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摇摆也不利于大局。
对此,支持采取更强烈行动的人认为,低碳投资可以带来强劲得多、洁净得多的增长。他们指出,能源效率能带来节约,而清洁能源技术能带来市场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大城市、人民健康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好处,也能让穷人获得更多的能源。他们建议发行绿色债券,敦促上市投资银行利用世界利率较低、许多国家需求受抑制的时机为新基础设施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都是很严肃的经济学争论,但它们往往演化为关于经济危机的合理应对措施,和政府干预市场价值的意识形态纠纷。这实在令人遗憾。气候变化并非派系之争,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市场的。这是关于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保证创新和有效资源配置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
为了跳出这一僵局,我们协助成立了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项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领先政策研究机构,由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著名商业领袖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监督,由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其目的是提供权威的新证据,以说明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实现更强经济增长的同时纠正气候风险。
很少有政府或投资者以气候变化为出发点。他们想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公共财政、扩大市场、带来利润、保证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给、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减少贫困及建设城市。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减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在实现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减少排放并建设气候恢复力强的经济。
在这方面,全世界范围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七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发布时,这个主题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今,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追求新的考虑气候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
比如,德国正在规划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经济转型,该计划以节能和可再生为基础。韩国将“绿色增长”制定为核心经济目标。墨西哥20xx年《气候变化普通法》将大大提高清洁电力的用量。中国将绿色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其日程的最优先项目。
一些大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联合利华承诺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采购源。可口可乐正在彻底停用污染气候的氢氟碳化合物。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整个供应链中推动减排。同时,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电贷款。
但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可以以多快的速度迈向低碳之路,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一些低碳政策显然代价十分高昂,而另一些显然成本很低的选项则无人问津。任何结构性变化都包括成本、交易和不确定性,合理地理解这些因素十分重要。科学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气候问题的紧迫性,现在该轮到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来解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了。
论文摘要：从教育创新的内涵出发，分析了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智能教育、终身教育、通才教育、管理教育和创业教育，指出了教育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一种重要的手段，对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创新经济发展
一切创新的目标或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本文拟从经济学视角对教育创新进行研究和分析，希望能为教育创新带来一些有益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导。
一、教育创新的内涵
“教育创新”，涉及到“教育”与“创新”这两个基本术语，可以说是一种复合概念。教育主要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和人的自身发展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而创新主要指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者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使其技术体系发生变革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潜在的超额利润的过程。显然，这里的“创新”是一种经济学概念，具有特定的经济学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活动的本质是教育家审时度势地对教育结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按照教育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重新设计教育生产函数的创造性经济活动。而教育创新的外部取向为实现教育生存和发展的优势，其内部取向为获取相对的人才培养优势[1]，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先进文化、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样蕴含经济学的意义。
二、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
1、智能教育。当今社会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而创新者的培养通常是通过教育来完成。通过智能教育，使竞争者最初的投资能有效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果，沿着技术的进步曲线进一步将自己的生产、学习活动推向更高水平。对高校而言，通过各种形式的产学研使教育形式的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活动。对企业而言，具有较大优势的高新技术、高质量服务回报也需要通过智能教育，催生大批高新技术和优秀人才才能实现。
2、终身教育。终身教育认为教育应当贯穿每个人一生的全过程，前阶段用于受教育，后阶段用于工作。[2]新科技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引致价格下降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谁能最先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就会在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正是由于社会上迅速膨胀的对知识的需求，使得终身教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劳动者对教育的需求不再是某一年龄段而成为生存的第一需要。
3、通才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高等教育的目标应定位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有较强实用性的通才上来，以适应经济发展。在课程设置上融人文思考于专业课教育之中，以专业课程为主导，兼顾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3]，帮助学生打开视野，培养学生宏大的视野、开阔的胸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让学生在拥有专业基础、广博的知识面的同时，追求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提高。
4、管理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由分化走向综合，强调团队精神，联合攻关、联营协作就成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管理教育是为了帮助管理者提高分析、判断能力，运用管理学知识在生产经营中进行理性的优化和决策，在先进技术的市场上建立最初的领先和主导的地位，牢牢控制随后而来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流，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中渗入管理科学的教育，使技术教育与管理教育互为补充，使学生不但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而且兼备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及经济核算能力。 5、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指通过开发和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教育，使学生具备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须的知识、能力及心理品质。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的一种发展。通过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上的新商品并给企业带来利润，创新过程中的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应用、新市场开拓和新管理模式的推行，都基于创新，着眼创业。在实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都是在教育基础上进行的，通常都是采取渗透和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教育创新与经济发展
教育创新参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程研究与基础科学，实现三者的协同，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1]。
1、教育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在教育创新的过程中，随着创新环境变化，基础研究领域愈来愈离不开政府的投资。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科技知识，提高了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领域解决复杂问题的意会能力，而且开启了企业和大学合作的网络之门[4]。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公共支持体系已经促进了对新知识的研究，同时也提供了一批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级人力资源。战后美国创新系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大学在r&d计划中扮演了一个研究中心的角色。在研究经费的预算上，高校依赖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整个美国r&d费用中，大学所占的份额从1960的7、4%增加到了1995年的将近16%，而且在1970—1995年间美国进行的将近60%的基础研究在大学[5]。虽然对这些基础研究领域投资的预期利益回报水平要低于开展应用研究活动的预期利益回报水平，然而一旦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将极大地增强本国的核心竞争力。日本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就缘于自身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没有取得突破，当美国在一些核心领域没有对日本继续开放之后，危机就接踵而来。由此，政府应加大对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推动创新中的互补作用，完善市场机制的建设。通过教育创新，加快学术科学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2、教育创新为经济发展培养新的增长点。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准是该国经济发展状况最明显的指示器，生产力的增长，失业率水平是最能直接影响大多数人生活水准的三个变量。生产力的增长是国家长期持续发达的关键，其增长在于更高层次的投资和调节不同类型的投资二者的结合上面。传统理论认为，投资主要包括资本投资和人才资源投资等。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和资本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中的，起源于企业为获得最大利润所做的投资决策努力，强调经济增长的速率是由人力资源的储备总量来决定和驱动的。因此，如果向教育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工作投入过少，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比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低。这种速度的降低通过积累，意味着增长方面细缩的差别就有可能导致未来经济产出上的极大差距[7]。二战以来，不同类型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实施的不同发展战略产生的较大差异表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率快于重视物质资本投入的国家，且差距越来越大。可见，熟练的、技术上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是争取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状况的关键构成之一。
参考文献：
1、廖湘阳、教育创新的多元价值期待[j]、教育评论，，（6）、
2、周洪宇、终身教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j]、新华文摘，（7）
3、李开玲，郭桂英、面向终身教育的高等工程教育：矛盾与协调高等[j]、工程教育研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