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在读完一本书后，我们对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感悟的文学表达方式。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美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写作上的启示和指导。
译者:冯棠。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
情书。
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第二章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
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第五章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第二编。
第一章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第二章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第七章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
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第九章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第三编。
第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二章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
点有何影响。
第三章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
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
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第四章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注释。
附录一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附录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wenge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文档为doc格式。
一本艰深的历史评论著作成了畅销书，主要归功于大人物的推荐。
先说第一个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在旧制度下，存在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贵族，尽管他们已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但他们仍享有税收特权;第二等级是教士，他们拥有土地、领主权并且也享有税收特权;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他们不享有政治权利和特权，但他们拥有财富和知识。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原因是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已越来越不满于特权的横行，他们最初是利用财富购买官职，以获得政府官员身份，来获得特权，不过当政府为了卖官鬻爵换取收入而大肆虚设官职，乃至官职泛滥、特权泛滥时，也就说明这一荒谬的旧制度不可持续了。
革命的对象实际上是特权阶级，所以革命的思想自然便是“人人平等”。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教会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大革命前期，贵族已逐渐没落，他们已不享有政治权利，只保持已不稳固的经济权利(或者如书中所说“金钱权利”)。而教士却掌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他们拥有土地，领主权，什一税征收权，且很多是行政官吏。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展开的，如书中所言，“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哲学家、作家文人首先攻击的亦是教会，主要是因为只有教会才与哲学家抢夺思想领域的地盘。后面将介绍为什么哲学家、作家文人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第三个问题，旧制度是怎么运行的?旧制度运行中，比较显著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个特征是隐蔽的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中，表面上看是封建制，各省自治，各省的大领主有省长头衔，但实际行政权力归于总督，总督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唯一代理人——亦即总监。各城市均有议会，但议会只议不决，所有决议需经御前会议批准，而御前会议则听命于国王一人。所以，旧制度是表面的封建制，实际的中央集权制。
第二个特征是特权的横行。在旧制度中，到处都是特权，贵族有特权，教士有特权，政府官吏有特权，特权可以售卖，所以部分资产阶级通过财富可以换取特权。特权的诱惑使人们醉心于攫取特权，公平平等遭到践踏，而抛弃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爱，正如约翰密尔所言：专制使人变得冷嘲。人们在专制面前不是团结起来反抗专制，而是利用专制获取特权，以取得高人一等的感觉和经济利益。
第三个特征是法律的弱势。如书中所说，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存在差异。只看法律文本，在旧制度下的法律也是十分完善的，甚至是合理的。但司法机构却屡遭御前会议的干扰，于是特权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说司法的不独立最终导致特权总可以规避法律的制裁。
再说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法国巴黎爆发?我们前文说过，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贯彻，外省的权力逐渐减弱，集中于巴黎。举办工商业和其他大部分社会活动，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既然需要权力批准，那么各种社会活动就需要靠近权力中心，这就是巴黎越来越大的原因。最终，巴黎就是法国了，外省已显得无足轻重。革命为什么首先在巴黎爆发，按作者观点，越是松绑的地方，越容易革命，因为一旦开始松绑，则仍然残留的绳索就更加显得不可忍受。其实按照社会阶层分析，巴黎集中了大部分新型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这就是革命首先在巴黎爆发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巴黎集中了全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也使得革命变得比较容易，因为搞定巴黎也就搞定了法国。
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作家文人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按照书中观点，主要是两点，一是旧制度下，荒谬的社会现实越来越招致人们的不满，也给作家文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实大部分作家文人所持的观点并不新颖，但之前之所以没有深入人心，主要是人们没有感受到现实的苦痛。二是贵族逐渐失去其政治权利，同时也失去了其舆论引导的能力，不再能给作家文人定调子，导致作家文人空前活跃，并深入人心。尤其是伏尔泰和卢梭，给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这本书里描述的旧制度的运行，我想很多人应该不会陌生，除非你对所处的现实非常不敏感。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的眼里，是一本不大严谨的理论论述作品。较之于其他经典作品，它显得十分平实朴素。却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窥历史上一些真正大事件的真容。因此，我很庆幸，同时也倍加珍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共处的这段时光。得益于托克维尔平实朴素的耐心讲解，我才能够勉强整理出一些关于大革命的鄙陋见解。
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以大革命精神为先驱，将法国社会已久的积弊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引爆，而其全过程均系于本书的主线――法国的中央集权，一切角色在本书中出场的原因（由其引出或被其引出）。而这个一切事件的导火索，其形成有其独特的原因――法国政体的建立方式。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为对照，相对而言，其各组成地区依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其国家组建类似于“部落联盟”,包含着强烈的异质化倾向，国王权力以另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被行使。究其根本，地理条件（海岛）是其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1],而法国的中央集权，是其身处大陆的地理条件所要求的，其政治体制、文化性质的同质化趋向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中央集权才成其为中央集权。而作者以中央集权为载体，分析封建制度走向倒塌的必然性。
与所有一鸣惊人的伟大革新一样，在大革命前夕，大多数人都不能将它察觉，但它作为一个事件就这样突然地发生了，就这样以它惊人的力量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永久的印象。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将这场伟大的革命当作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来看待，因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更是对人民群众进步愿望的恶意忽视。为了摆脱该误区的困扰，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大革命是人民群众（资产阶级为主）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暴力斗争[2],同时也是大革命精神的载体。而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也许新社会对旧社会的排斥及旧社会对新社会的威胁其会妨碍我们在旧历史与对新历史之间展开的求真探索，使我们在迷雾中徘徊不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幸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将新旧两段历史连接起来，发现根植在那片古老土壤中当今社会的根系，清晰地看见大革命的精神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但是，由于旧秩序猝死，新生的政治参与主体不完全发育，后者的弱小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稳定突然失去前者支撑的社会，然而这却导致了后者推动的革命其动机以其实践结果失去控制为结局。这就是本作所揭示的困局。而本书的目的：“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完全失去一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独立的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过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能够看清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他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局提供一种思路，让曾被专制制度冻结成冰的、现在依旧冷漠的人们，能够敞开胸怀，拥抱自由的阳光。作者始终如一地坚持，以数十年的光阴，不忘本我，不渝终始，即使人们不以为然。托克维尔就是这样向世间表达他对自由的'偏执、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大声疾呼。
[1]非农业人口的流动性本质地抗拒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强大外敌间天然的阻隔。
[2]针对一切阻止他们达成目的的群体、个人，所以在斗争过程中教会势力受到打击和斗争后教会复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被反对的，是教会拥有的权力。
1
风貌。
大革命前夕，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专制君主不断扩张权力，因为客观条件已允许这样的想法成为现实，而其自身属性也要求这样的想法被付诸实践。否则，其专制国家将不能保全，其人民将因强权管控的缺失而陷于各自争斗导致的动荡与不安，只因其专制威严不能为他们提供方向和安定。与此同时，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主体地位在城市的确立赋予了市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这代表着一股新生政治参与力量[3]即将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主导历史洪流的前进方向。但就现在的社会情况而言，让新兴势力掌权是一个绝对的空想，因为他们的社会治理经验显得还不足够，力量也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4]的稳定，所以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同时不断地强化自己。反观封建贵族，这个古老的阶层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却没能找到其容身之所，反而逐渐衰落，慢慢枯萎成空壳。但在大革命来临之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没有束手就擒的打算。相反，通过他们中一些不凡者的努力，他们了无生气的阶层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然而，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因为历史的巨轮将滚滚向前，落后者将被毫不留情地抛弃，沦为历史银河的一粒星尘，回力无天。
[3]作为参政主体，资本主义者与城市中产阶层的确是新生的（相对而言），毕竟他们是新经济生产制度产生的（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经济生产制度）。
2
反动阶级内部的矛盾。
国王、第一、第二阶级都是第三阶级的压迫者，同样享受着第三阶级无偿的供养，同时又毫无节制地作威作福，尽其破坏[5]之能事。但在他们内部，却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样是无法调和的。其中最尖锐的一对的矛盾，就是国王与封建领主[6]的矛盾。这同样是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7],是成熟条件下王权扩张与封地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央（国王势力）在首都集中处理全国事务的条件[8]业已具备[9],首都的情况――巴黎[10]已经作为专制法国的代表，将全国其他省份置于依附的地位[11],同时也有利于王权的扩张。有利条件的增长伴随着不利条件的消褪使王权的梦想显得愈加真实；命运的天平似乎也在倾斜――旧制度的稳定性驱逐了其自身的流动性，使得守旧者与他们可怜的被统治阶级一样，处于各自分裂的不利境地，任人宰割。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旧制度[12]的消逝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时间不等人――风暴，在有效的准备完成之前，突然地出现[13].
[5]破坏生产，破坏和平。
[6]属于贵族。
[7]现在看来，则是旧制度与更旧的制度之间的矛盾。
[8]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交通及通信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热带雨林地区难以形成庞大的帝国。
[9]甚至出现了“御前会议”（专门替代议会为国王提供决策建议，无国家重大决策决定权，对于一些杂务就另当别论）这样的专制怪胎，相当于中国古代汉王朝时期的“中朝”.
[10]“事情由来已久，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是王国内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这点到了近代愈为明显，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法国的工业活动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摘自原书116页（商务出版社）。
[11]这样空间上高度的聚合所提供的阶层联动性，也是革命在最初内取得进展的有益条件。
[12]这里指的是封建领主制度。
[13]大革命使平民的躁动打断了王室集权的过程，体现的是平民充分联动后的能力远胜于王室，但从本质上看，王室集权与平民革命的动力是一样的――阶层联动能力的增强。这真是令人惊叹：这个神奇的因素能够使国王变得强大，也能够驱其迈向死亡。
3
枷锁的挣脱。
阶层联动能力[14]的增强，使得群众的力量变得更加难以掌控。联动能力流动性来源自日益增加其自身权重的交通、信息技术及使劳动阶级日益紧密结合并不断武装他们的新生的、高效的生产方式；而联动烈度则是为当时第三阶级受到来自统治阶层的压迫而产生的抗逆倾向、长期积累的社会改革成果及继续改革的动力所提供。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情况越来越糟。首先，城市因为市民天然的聚集、市民实力的增长和自治意识的增强，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控。正因如此，城市成为平民百姓们逃离封建势力剥削的去处。此外，当封建农村的分散性不能再为其统治阶级提供持续稳定的控制力时，寄生于封建农村的贵族，不仅失去了原来的政治势力，也失去了国王对其的信任[15].他们逐渐变得贫穷、落魄，只剩下先祖光荣外壳为其遮羞。然而他们依恋不舍的各种特权却让他们引火烧身――他们保持特殊的状态将不为群众所容忍[16],于是二者矛盾激化。而站在制高点上的国王，十分希望这三方对立的矛盾体中其他两方互相较劲，而自己隔岸观火，韬光养晦。但是就现状而言，其如意算盘打空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农民于乡村反对封建领主的同时，城市中的市民也在向专制君主展示他们的力量。然而，这两者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的存在是西欧封建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时间跨度极长却无关痛痒[17];后者的产生及其发展却在短时间内颠覆了反抗事业的状态，更新了反抗者的形象，更是取得了令历史面貌焕然一新的进展；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卸去紧压在身的沉重负担，增强自身的力量并不断强化反抗的自由意识，直至最后将这些无端的欲加之物摔翻在地。而成就这伟大功绩的过程，就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
[14]由流动性和强度（烈度）组成，可以理解为流动性？强度（烈度）。
[15]国王不再依赖他们进行统治（相对而言），他们失去了价值，所以国王不会再继续对他们施予“信赖”.
[16]这样情形的导致，是原统治阶级的力量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的结果，所谓“思想解放”,只是其表现形式，因为反抗――只能在现实世界中被实践，再向精神世界施加其影响――思想是无法被压迫的，所以其“反抗”也是无从说起，要是非要将这两个令人喜爱的词语联系到一起的话，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反抗”思想为反抗的具体实践活动提供方向指导和行动借口的在整体反抗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
[17]弱联动能力导致斗争成功率的低下及无法更新现有制度的可悲现状，他们是失败的“反抗者”
4
不同的政体，相同的中央集权。
只要“友好”的国际环境[18]、平和，分裂的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扩张状态能够继续存在，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能继续延续他的生命，因为这些因素为它提供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环绕首都的国家精华区，被中央集权制度供养着，不断增强其于全国的影响力，又反过来对后者的存在施加持续的增益。与此同时，国王不断稳固自己的地位，不眠不休地颁布有利于其统治的政策[19],随意囚禁甚至处死任何胆敢轻视王权的人，只要这些行为不至于过火。但现在，幸福时光即将永别――因为国王选择为“延长生命”而战，而他原本有机会不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维持平衡的条件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自身增长瓶颈的到达，发生了可怕的质变――阶层联动能力的增强，使得人民在力量的诱拐下，失去了原本温良恭顺的淳朴性情，走上了“反抗压迫”的不归路；而这导致的一系列效应中，十分不幸地包括了统治阶级扩张状态的终结，“内部”战争的提前到来。这一切轻松地将国王曾经的努力化为泡影而又逼迫他做出决断：延长生命或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不像英国人，法国国王在封建君主的历史困局中，选择了前者――体现了他既短视又贪婪的本性。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因某人的失策而易辙，旧制度必将以新风貌再度临世，因为“统治”,这种社会需要没有错――以阶层分化为标志的社会“统治”与人类社会同源同体，错误在于软弱的统治者――只要他们的能力不足以维持其权利（权力），就必然发生一些他们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只是其具体形式会因为一些“偶然”而产生符合同一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
而后，便是我们熟知的――革命君临人间，以无穷的力量破而后立，其先导大革命精神如同宗教信仰一般，摆脱了以往思想在对象、空间、时间上的狭隘，在人类内心引起斗争的共鸣，进而广布四海，挑动着世界的神经。其急风骤雨般地横扫一切，似乎将社会原貌完全地改变，摆脱了旧制度留存的一切阴霾。然而，只要构成中央集权政治的要素依然存在，旧制度就不可能完全被逐出法国。古老深根依旧埋藏在现代人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下，只是不再以封建中央集权的形式展示在众人面前。这就构成了一个现世的悲剧：高尚的自由并没有随着伟大的革命而来到人民群众中间，相反，压迫以新的形式重新施加其影响，使自由的理想真真实实地沦为笑谈。但我们总要追问这不合理的结果，不断地提出疑问：（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革命领导者人的堕落？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当时人的想法？然而这些猜想都不合理，因为历史自有公道，偶然因素无法妨碍其根本规律不偏不倚地发生作用，而这个不能让人满意的结果，其产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支撑因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状态的结果。虎视眈眈的外国依然是虎视眈眈的外国；革命热情平息后的人民依然平和、分裂、不知所为、根本无法支撑一个以“自由”为原则的社会；革命洗牌后，统治阶层又因新的躯壳重获生命活力――中央集权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18]不能够大规模调动国家力量的国家必然会被能够这样做的国家所取代，这是优势策略的属性要求的。
[19]如路易十一曾经成倍地增加封爵的人数：这是贬抑贵族的一种手段；其后继者更是为获取金钱而毫不吝惜地受封晋爵。
5
革命的意义。
就革命理想而言，革命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因为对于“自由”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不过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口号、一面旗帜来谈，不能被切实实践却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其要求的内容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大的广度内充分实现。因对于饥渴于自由的人们来说，革命就像高树树上稀疏的果实，需要有人作为梯子才能被摘下。然而，就算果实被摘下，也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饥渴问题。因为事实上胜利果实不足的问题是不能通过点燃激情来解决的。这样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解决，人类社会中永远就只有少数人免于“饥渴”.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洗牌后，统治阶层又因新的躯壳而重获生命。中央集权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就历史使命而言，革命的任务是完成了的：大革命后的法国进入了由资产阶级长期掌控的历史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再没发生，法国的发展也因此搭上了快班车。
历史就是这样，有着永恒的法则，不会因“偶然”而改变轨迹，谁都可以希望、憧憬，即使“被”认清现实，但谁要是胆敢阻止它的前进，谁就要被它的巨大的车轮压过去。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样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240)，包括贵族、宗教、法律等社会机制，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中央的集权化。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72-73)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87)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自18世纪初规模就不断扩大。与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渐消失不同，巴黎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3.贵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18世纪的法国贵族无论在国家管理乃至农村事务上，都丧失了其政治权力，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上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不是贵族而更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240)。
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面在内部排除中产阶级(新兴的资产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
4.非宗教倾向。
在此之前，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之中普遍弥漫着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倾向。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维尔看来，“治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91)。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因此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
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
5.知识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从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事件的指导，使得一切法律体系都在攻击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不满完全对立。(241)。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感到惊奇。”
但这场由法国民众组成的大革命，和明末农民起义或是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在封建时期经常产生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并非民不聊生，人民在奴隶的位置上坐不稳才揭竿而起，不是王室衰弱以致政治无药可救，人民“不争自由便是杀头”。恰恰相反，如本书第三篇第四章题目所言，“路易十六统治的年代是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最昌盛的时代，可昌盛，却加快了大革命的发生”。
从行政措施里对自己和生命的重视、到税收机制里对“平民困境的彻底关怀”、再到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发展，“所有消费税的税收收入，每年都要增加200万。”法国的贸易量在1768至1788年的70年里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也增长到那个马尔萨斯都看不下去程度。如果我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对其进行阐述，那描画的会是”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与其把理由归结于说减轻民众的负担，反而激发了民众的愤怒，不如更深入看看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该是什么。为何路易十六最不起眼的专制加强动作，要比路易十四的所有专制体制行动都难以接受?民智既开，人民享受了好日子就集体玻璃心，难以忍受过去的痛苦了?归结于人的天性或许是简单粗暴，我们大家喜闻乐见，但我总觉得引发冲突的根本还另有玄机——它在更高的地方矗立，它在嘲笑着我们的浅薄无知!
18世纪末期的欧洲大地，一场由英国引领的工业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正愈演愈烈，种种新技术手段，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工业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种类的激增，也更加刺激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演变成对钱财和富足的喜爱和渴望。人人要求更好的生活，人人能看得到幸福似乎离自己只剩一步之遥——这种对于阶级上升的渴望如此强烈而不自觉，它无异与封建体制下的高度阶级固化严重矛盾。
在中世纪往后的欧洲，阶级固化体现在以种姓为区分的特权阶级——贵族身上。而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一开始也正是出现在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上，部分平民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与渐渐没落失去统治权与实权的贵族，在实力上接近甚至超越，但在距离上却是更加渐趋渐远。平民对贵族过往的敬意，因中央集权的加速膨胀，贵族已难以作为他们的领主关照他们后迈入反方向的道路，愈发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也正在此般情形水涨船高。而新生资产阶级在城市里居住后得到了特权，却也失去了原来的和过往平民阶级的联系，最容易晋升为贵族的几年，反而成为了阶级隔离最严重孤立，社会整体仇视上涨的年代。国王与中央政府本有机会以此为契机，消灭掉贵族这一过往难题，在分利集团的破除中实现新一轮洗牌，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力量继续办出大事，以谋得发展与革新，或能开启“伟大征程”，创造一份新的光荣。但很遗憾，僵化的行政体制、分离的赋税形式，混乱的司法结构，使得更多的矛盾最终转嫁累积在了政府与国王身上，面对改变作出行政与司法改革也成了负面推手，而给予人民的那些更多自由，起到的作用却是，让法国民众为推翻旧制度做好了准备。
1789年的法国民众们，与其说推翻了封建与专制，不如说他们挪开了一块阻碍他们追求财富上升与发展的拦路石。“他们所发起的大革命，其最终的动力来源也是那部分旧制度…他们使用旧制度的破转碎瓦，建造成了新社会这座大厦。”政体的改变与其说是另起炉灶，不如说是几块积木仅仅变了形式。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不是“受压迫的人民”，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这从法国大革命开启后的几十年间，中央集权继续轮回多次复辟，那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等人依然轮番上台专政，可见一斑。
1789年，在那一年，政府在工业产品上成了最大的消费者，把过去都不敢想象的工程付诸实施，却也欠下了接近6亿里弗尔的债务，国家资产和个人资产从未这般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财富管理地不周载过去只是公务上的缺陷，现在却让千万个家庭面临困难”。这是一场灾难的先兆与表现。法国政府看到了发展与改变的趋势，想得到更多，却忘了民众的眼睛同样是雪亮的，法国人民也要站起来了。而本已分离崩析的民众，在此刻，在这一点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国王，他们要求变革的心竟是如此同仇敌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大海誓要掀起风暴，无论船舰在如何庞大坚固，经历多少风浪，拥有多少荣光，也只能是徒劳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在这里表现的如此淋漓——去除意识形态之分，这也应当是一句普世真理。
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5月9日这天，乘船到达了美国，开启了考察民主制度的旅程，论美国的民主这部后来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著作，也便由此开始孕育。而124年后的这一天，我出生了~由史而来的事物里，多的是这般牵强附会的论述，似曾相识的偶然。历史这般浩渺，几千年光阴流转，多少段风云千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段历史，也总能和另一个人扯上点不远不近的关系——只要有人想，有人用心的话。而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国家副主席、央行副行长等高层反复推荐，内在一定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执象而求，咫尺千里，文至于此，作为一篇读后感已足够。更多牵强附会、未曾表述出来的东西，也已经在某些沉默处越发氤氲散放着。若是能有几个看到这篇读后感，能稍微引发思索，再自行牵强附会些什么的人，我该如何心满意足啊!
愿生命因思索自由，灵魂因自由无憾。
在书中，托克维尔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即“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有效”。反自由主义者跟随着梅斯特尔抱怨自由主义不加鉴别地“对权威的憎恨”是现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反权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过是“削弱国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国大革命似乎印证了这样的批评。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王权政府肆意扩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危机。从洛克、休谟到康德，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权力自身，而是反对非法的、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权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维护权威。
2.自由与平等。
托克维尔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个体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还是个体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们不甚关心。
对于自由的阐述，则更为经典。“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自由应当“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3.文学与政治。
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的爆发于文学指导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作家们对于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的思考控制了舆论的导向，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从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奇怪的是，“我们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爱。”(188)。
当然，对于文学与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多一种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面前，一种如marthanussbaum所提倡的“诗性正义”，更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空间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划定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思考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革命的悖论。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发生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65)“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一、为什么王常委推荐。
我至少看到了两点：一是法国人的性格在一些关键特征上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很相似。下面是引用的原文--“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他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去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而不适应正规自由的政府”、“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就再也无法控制”等等。
二、为什么大革命没有带来启蒙而是带来暴力与专制。
二是为什么带来专制。下面也是原文--“大革命摧毁了一切，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却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主要代表作，初次拿到此书我以为这是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发展过程的历史作品，但是当读完全书我才明白这本书更应当被称为一本历史诠释著作。该书并不是注重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特点为切入点，分析了大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法国爆发，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以及大革命留下的影响，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18世纪的法国并非是欧洲贫穷落后的国家，相反法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欧洲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是在这样一个繁荣发展的国家而不是在其它更落后的国家，大革命首先爆发了。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认为造成大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高速繁荣发展和不平等的同时并存，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吸收新兴的政治势力，当临界点打破，旧的体制必然被抛弃。18世纪的法国在社会中存在三种势力的博弈，贵族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贵族阶级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享有免税权等一系列法律特权，农民阶级受旧制度压迫最深，他们没有享受到多少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福利，反而要承担不平等的税收等负担。新兴资产阶级虽然受益于经济发展而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其本身在税收等政策上仍然与贵族处于不平等地位，同时新兴资产阶级也蔑视靠着制度不平等而生存的贵族阶级。在贵族阶级内部，国王与其它贵族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演变，在旧体制下，国王依靠贵族来间接统治其它阶级，因此在国王和贵族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当新兴势力出现之后，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想摆脱贵族统治，因而二者绕过贵族阶级直接与国王形成了联系，旧的贵族共和体制已经不需要存在，大革命因而可以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全国，()一个表面上民主共和制实质上封建集权的政体在法国建立起来。
法国大革命并未能在法国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共和体制，群众摆脱了贵族统治的压迫，取得了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很快被集权帝国所取代，君主集权的统治实际并未改变。但是大革命也使得贵族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民众得以和君主统治开展对话和博弈，为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国家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大革命对我们启示：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财富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不同的力量将在现有社会结构中进行再次博弈。如何在现有体制内更大限度地去吸收不同的力量，平衡好各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可以平稳运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于结果的不均等，也表现为竞争机会的不平等。在当时的法国无论是从社会发展中受益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是依旧贫穷的农民实际上都想要改变这种制度，正因为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法国大革命才能够迅速席卷全国。一种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制度能够不断地吸收新的社会推动力，并能够在全社会依据价值共识建立竞争和分配机制，从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体制共识，凝聚社会发展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此才能够避免革命推动型社会发展模式，以更连续和稳定的步调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的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不平等）。
路易十六时期的繁荣是资产阶级带来的，可是旧制度却无法将这个新兴的力量纳入制度内，旧制度在无形中推动了新兴工商业主的壮大的同时，同时又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旧制度的扬汤止沸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为什么政府对人民管制的放松反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不自由）。
高度的专制使人民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当统治稍有放松的时候，人民才知道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当尝到甜头的人民迫切需要彻底改变自身地位的时候，革命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wenge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但这场由法国民众组成的大革命，和明末农民起义或是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在封建时期经常产生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并非民不聊生，人民在奴隶的位置上坐不稳才揭竿而起，不是王室衰弱以致政治无药可救，人民“不争自由便是杀头”。恰恰相反，如本书第三篇第四章题目所言，“路易十六统治的年代是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最昌盛的时代，可昌盛，却加快了大革命的发生”。
从行政措施里对自己和生命的重视、到税收机制里对“平民困境的彻底关怀”、再到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发展，“所有消费税的税收收入，每年都要增加200万。”法国的贸易量在1768至1788年的70年里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也增长到那个马尔萨斯都看不下去程度。如果我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对其进行阐述，那描画的会是”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无数人在读这本书。自从2012年王岐山在会上提到之后，这本托克维尔的著作从历史学的皇冠中降落凡尘，成为过江之鲫争先追捧的炙热。每个想要附庸风雅的人都在读，商人们想借此标榜“儒商”。官员们更是想展现自己的忠心和博学。讽刺的是，这和大革命时期虚伪的贵族与政府官员竟然有几分相似，都热衷于风雅，都带着官本位的崇拜。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包子套餐和“公主”般的称呼一样，我们似乎是新社会，我们的旧有也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我们没有帝王，但在人心中可以创造一个或者多个皇上，时时让我们有所崇拜，有所屈服，觉得“权力”是那么理所应当，“权利”，却不那么理所当然。
前言很有趣，叫做“这不是历史”，托克维尔似乎预见到了他作品的前瞻性，不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揭示一切革命背后的规律。这部书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种种史学资料和数据，毕竟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背景，但那些我们看起来“似曾相识”的东西却让人深思。革命前的法国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有着城市自治的传统，市民作为一个阶层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有市民大会，也有民主选举，但是，革命前的几十年里，城市的自由开始有名无实，市政厅被达官显贵的“委员”们占据，名义上的“小共和国”们在虚假的民主中衰落。“人们很快发现，没有实质的民主很难维持。”在农村，教区管理中也会假惺惺的召集居民开大会，也许也要投豆子呢，毕竟法国平原也产黄豆。托克维尔说：“最专制的政府也能采用民主的形式。”全票通过的候选人选举，麻木的乐在其中的人民，还有“不能代表自己权利的学校”。那时的法国，我们都有些或多或少的熟悉，一种令人心寒的相似，不禁想到了虚伪的人大代表和“只唱赞歌”的政协，行政化的高校，几十年来，申纪兰婆婆的手可是举得不累啊。
不过，就算在法国革命前最黑暗的年代，司法仍以一种文艺复兴以来的独立散发着光辉，最高法院反王权的的斗争有难能可贵的勇气，1770年，国王解散最高法院，巴黎的律师们用集体拒绝为国王服务的方式表现了对司法的尊重和对专制的抗议，这应该是历史上律师这一职业的光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律的荣誉。普通法庭不受国家干预，国王也无权任命法官，当然，统治者聪明的建立了特别法庭，架空司法，实现专制。文中的一句话描绘了三权不分立的后果：“法庭干预政府或许会有害于公共事务，但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公众的心灵堕落，让人们具有奴性和反叛性。司法对权力的屈服，才是最大的腐败。”另一个现象也是有趣的，旧制度的法国有“严法，宽行”的特点，法律建设可谓完善到了细枝末节的程度，但是法律并不会严格实施，“人情”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元素，人们认为求情和按章办事一样自然，民众出于习惯而不是意愿从而选择屈服。于是旧制度下的法国是这般摸样。王权独大，掌握了立法和行政，依托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司法在特别法庭下失去独立，城市民主自治虚伪化，农民在教区统治下承受苛捐杂税，穷人纳税，富人免税，官员作为特权阶层盛行免责制，人人热衷于成为公务员，购买职位。
社会似乎是一片黑暗。但托克维尔也描绘了黑暗下的抗争与火光，这同样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索。
那便是人心。我们都知道，革命起源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巴黎，在当时区域发展及其不平衡的法国，吸引着财富和人才，也传播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巴黎，文艺复兴的诗人和艺术家在巴黎。全法国的印刷行业都集聚在了巴黎，每天将数百种刊物送达市民手中，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巴黎的中产阶级和没落贵族，小市民和手工业者，阶级之间彼此的思想，习惯，爱好都在趋同，1789年陈情书就是证明，一个紧密的阶级开始形成。“只有自由的精神可以使民众站在统一战线上，不离不弃。”当公众得以觉醒，并且感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时，那种单纯的反抗意识就会崛起。
但同样是因为思想，使得这场革命成为了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革命，在残留和觉醒中反复交织。托克维尔指出了革命不彻底的原因。那些启蒙法国人民的思想，往往出自哲学家，文学家只手，无论伏尔泰还是杜格尔，他们不懂政治，更不是出色的政治家，就像高呼“人人生而平等”，但却提不出实现平等的方式，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被他们煽动起来，却没想过破坏后的重建。这是脱离实践的启蒙思想指导下的革命，人民热衷于自由，但是自由是什么，自由的限度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回答。当人为了获得自由以外的东西而妄称自由，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奴隶，同样，只珍视自由能带来哪些好处的人，也绝不会长期拥有自由。
反抗不公，寻找自由，当旧制度走向了极致，革命就自然产生，就像近代一切革命的规律。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革命的意义，摧毁并没有带来立刻的改变，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最动荡的岁月，思想并不像描绘的那样美好，有时其指向的也是无谓的流血，又回到了当今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巧合与启示，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也迎来了一代人的觉醒，我们也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问题，但旧有不代表错误，普世的原则也不代表绝对的正义，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路，历史只是启示和告白，而我们每个个体，只能在思索中创造历史本身。
无数人在读这本书。自从王岐山在会上提到之后，这本托克维尔的著作从历史学的皇冠中降落凡尘，成为过江之鲫争先追捧的炙热。每个想要附庸风雅的人都在读，商人们想借此标榜“儒商”。官员们更是想展现自己的忠心和博学。讽刺的是，这和大革命时期虚伪的贵族与政府官员竟然有几分相似，都热衷于风雅，都带着官本位的崇拜。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包子套餐和“公主”般的称呼一样，我们似乎是新社会，我们的旧有也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我们没有帝王，但在人心中可以创造一个或者多个皇上，时时让我们有所崇拜，有所屈服，觉得“权力”是那么理所应当，“权利”，却不那么理所当然。
前言很有趣，叫做“这不是历史”，托克维尔似乎预见到了他作品的前瞻性，不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揭示一切革命背后的规律。这部书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种种史学资料和数据，毕竟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背景，但那些我们看起来“似曾相识”的东西却让人深思。革命前的法国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有着城市自治的传统，市民作为一个阶层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有市民大会，也有民主选举，但是，革命前的几十年里，城市的自由开始有名无实，市政厅被达官显贵的“委员”们占据，名义上的“小共和国”们在虚假的民主中衰落。“人们很快发现，没有实质的民主很难维持。”在农村，教区管理中也会假惺惺的召集居民开大会，也许也要投豆子呢，毕竟法国平原也产黄豆。托克维尔说：“最专制的政府也能采用民主的形式。”全票通过的候选人选举，麻木的乐在其中的人民，还有“不能代表自己权利的学校”。那时的法国，我们都有些或多或少的熟悉，一种令人心寒的相似，不禁想到了虚伪的人大代表和“只唱赞歌”的政协，行政化的高校，几十年来，申纪兰婆婆的手可是举得不累啊。
不过，就算在法国革命前最黑暗的年代，司法仍以一种文艺复兴以来的独立散发着光辉，最高法院反王权的的斗争有难能可贵的勇气，1770年，国王解散最高法院，巴黎的律师们用集体拒绝为国王服务的方式表现了对司法的尊重和对专制的抗议，这应该是历史上律师这一职业的光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律的荣誉。普通法庭不受国家干预，国王也无权任命法官，当然，统治者聪明的建立了特别法庭，架空司法，实现专制。文中的一句话描绘了三权不分立的后果：“法庭干预政府或许会有害于公共事务，但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公众的心灵堕落，让人们具有奴性和反叛性。司法对权力的屈服，才是最大的腐败。”另一个现象也是有趣的，旧制度的法国有“严法，宽行”的特点，法律建设可谓完善到了细枝末节的程度，但是法律并不会严格实施，“人情”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元素，人们认为求情和按章办事一样自然，民众出于习惯而不是意愿从而选择屈服。于是旧制度下的法国是这般摸样。王权独大，掌握了立法和行政，依托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司法在特别法庭下失去独立，城市民主自治虚伪化，农民在教区统治下承受苛捐杂税，穷人纳税，富人免税，官员作为特权阶层盛行免责制，人人热衷于成为公务员，购买职位。
社会似乎是一片黑暗。但托克维尔也描绘了黑暗下的抗争与火光，这同样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索。
那便是人心。我们都知道，革命起源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巴黎，在当时区域发展及其不平衡的法国，吸引着财富和人才，也传播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巴黎，文艺复兴的诗人和艺术家在巴黎。全法国的印刷行业都集聚在了巴黎，每天将数百种刊物送达市民手中，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巴黎的中产阶级和没落贵族，小市民和手工业者，阶级之间彼此的思想，习惯，爱好都在趋同，1789年陈情书就是证明，一个紧密的阶级开始形成。“只有自由的精神可以使民众站在统一战线上，不离不弃。”当公众得以觉醒，并且感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时，那种单纯的反抗意识就会崛起。
但同样是因为思想，使得这场革命成为了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革命，在残留和觉醒中反复交织。托克维尔指出了革命不彻底的原因。那些启蒙法国人民的思想，往往出自哲学家，文学家只手，无论伏尔泰还是杜格尔，他们不懂政治，更不是出色的政治家，就像高呼“人人生而平等”，但却提不出实现平等的方式，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被他们煽动起来，却没想过破坏后的重建。这是脱离实践的启蒙思想指导下的革命，人民热衷于自由，但是自由是什么，自由的限度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回答。当人为了获得自由以外的东西而妄称自由，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奴隶，同样，只珍视自由能带来哪些好处的人，也绝不会长期拥有自由。
反抗不公，寻找自由，当旧制度走向了极致，革命就自然产生，就像近代一切革命的规律。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革命的意义，摧毁并没有带来立刻的改变，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最动荡的岁月，思想并不像描绘的那样美好，有时其指向的也是无谓的流血，又回到了当今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巧合与启示，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也迎来了一代人的觉醒，我们也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问题，但旧有不代表错误，普世的原则也不代表绝对的正义，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路，历史只是启示和告白，而我们每个个体，只能在思索中创造历史本身。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单地主张“告别革命”。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
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
去年12月份以来，按照市纪委监察局《关于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中开展研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三项建设”活动，我认真学习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感受颇深。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举世瞩目的大革命，革命何以爆发？出身贵族家庭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此展开了研究。作为其研究的成果，《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正式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旧制度的研宄和对大革命的解读至今仍堪称经典，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并在书中接触到了法**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第一编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几个显着特点的论述，对大革命进行总的评价。托克维尔认为，非但大革命没有停止，连大革命曾经推翻的若干旧制度，也在逐渐恢复。而贯穿这一历史发展主线的就是对于普遍平等的追求，是民主在旧制度中的萌芽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托克维尔将这条历史主线放在全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早先完成革命的英国和仍然保留了大量旧制度的德国，都被囊括在更广义上的旧制度与革命进程中。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编第四章对全欧洲的封建制度和贵族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社会的诸多变化的描述中。只有在更长的历史视野和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才能看到震撼全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对于世界史和人类史的真正意义。对此，托克维尔认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二编是对法国旧制度的具体研宄。在第二编第一章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中土地册的考察，发现十八世纪的法国己经很少存在封建农奴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农村小地产主。推动身份平等和民主发展的土地所有权变革，早在大革命之前己经悄然开始。问题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其突出表现是，尽管贵族在行政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少，但贵族依然在经济层面上保留了各种特权。在土地制度上，贵族己不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但依然可以以领主的身份向农民征税，这在己成为自由小农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农民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后文的章节安排中，托克维尔对法国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和法律、政治特点着墨颇多。例如，在对法国旧制度下的城市和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描述的时候，通过对18世纪中叶总督与总督代理之间的通信以及有关城市治理法规制定的研宄，认为当时的城市统治逐渐趋向相同。
在全书前两编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身份平等所带来的阶级分裂、中央集权以及专制制度的兴起进行铺垫之后，托克维尔在第三编中对大革命的爆发及其特点的论述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正如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所说：“看看大革命是如何从我刚为之画像的那个旧制度中仿佛自动产生的”。托克维尔认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身份平等的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民主的民情开始成长，急需制度上的改革。在对1740年和1780年的总督治理情况的对比中，托克维尔通过对1780年政府通信的研究发现，彼时的政治统治开始更多地考虑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通过加强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促进各行业的发展。然而改革来时为晚，托克维尔说道：“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总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言，“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宄”。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初版于1856年，距今天已经160多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汉译本面世。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部书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改革往往是在旧制度的基础已经失去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但是从历史上看，改革却往往是失败的。一种情况是旧势力的抵抗很顽强，将改革扼杀。一种情况如书中所说革命取代了改革，即：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
但是革命永远都是高潮，潮退之后，依然是沙滩重现。亦即“旧制度有大量的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社会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几代人的努力向上，新的社会不可能出现。